在就醫機構的選擇上，農民選擇大醫院是在得大病或疑難病時為求得較好的治療;尋求私人診所一般是在大醫院治療效果不明顯或費用較高的情況下，為找到較便宜的服務和尋求特殊治療效果時的選擇。這種選擇往往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即所謂“有病亂投醫”。
通常在常見病的治療上，農民是靠自己的經歷和他人的經歷對縣、鄉、村各種醫療機構的醫療水平進行判斷，各種治療信息的獲得又是靠農民之間的人際傳播。由於政府衛生部門沒有向農民發布醫療保健信息，鄉村醫生也沒有對農民提供健康教育和宣傳醫療保健常識的服務，使農民缺乏獲得醫療保健信息的正規渠道，只能靠非正規的渠道獲得零散和不確切的信息。
2. 合作醫療必須具備社區的公共資財
我們從訪談中了解到對於建立農村醫療保障制度，除部分貧困戶外，多數農產家庭具有一定的籌資能力。但是這僅僅是農產家庭經濟上的可能性，這一制度能否建立，還存在著某些社會制約因素。在訪談中農民談的最多的是“合作醫療沒有集體經濟不能搞”;“現在都個人顧個人，合作醫療沒人組織不能搞”;“醫療保險要講信用，實施要長久”。
我們認為，合作醫療是社區和農戶共同籌資的醫療保障，是一種社區的公共產品。在集體經濟時期，生產大隊提留的公益金為合作醫療基金提供了大部分資金，農民個人只在年終分紅時由生產隊代扣少部分資金作為個人交納的合作醫療費，這使每個社區成員通過集體提留的預先扣除，得以享受社區的醫療保障。然而，這種社區醫療保障的有無及保障水平的高低，要視社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而定。
從一些農民的回憶中可以看出，即使在70年代時，各生產大隊合作醫療的興衰及持續時間也不同。集體經濟實力強的大隊，合作醫療持續的時間也長，有的一直堅持到實行生產責任制為止。集體經濟缺乏實力的大隊，合作醫療持續的時間則短，有的甚至不到一年就解體了。這說明並不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使合作醫療解體。
那么，為什麼在訪談中農民把合作醫療的解體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聯繫在一起呢?這是因為集體經濟組織的終結使合作醫療失去了預先扣繳合作醫療費的籌資手段。實行生產責任制後，聞喜縣和我國多數中、西部農村地區一樣，村莊的公共積累逐漸減少，缺乏經濟實力，村提留只能維持村幹部的工資，村莊的任何公共事業就只能依靠農民一家一戶的集資予以解決。對於村莊電路改造一類的公共事業，由於是每家農戶都明確受益的事情，即使是平均分攤公共電路改造的費用，挨家挨戶集資的難度還小一點;而醫療服務消費則是一種不確定的行為，當合作醫療籌資無法通過集體經濟組織預先扣除時，其挨家挨戶籌資的難度就可想而知。
因此，這種“空殼”的集體經濟由於沒有社區的“公共資財”， 而缺乏合作的經濟基礎，就像有的農民說的，“合作醫療沒有集體資金，和誰合作!”這就使我們不難理解在村里常可以聽到的“現在集體沒有錢，對農民沒有吸引力，合作醫療沒法搞”的說辭。
3. 合作醫療必須具備社區的組織資源
改革前的傳統體制時期，集體經濟組織不僅有組織生產的經濟職能，也有組織村莊社會事業的行政職能。70年代，正是通過公社體制使合作醫療制度幾乎是在一夜之間迅速推行，廣泛實施。改革以來，伴隨公社體制的終結，合作醫療制度大面積解體。但是在合作醫療的落潮中，人們相繼看到以下兩種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