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情況是蘇南模式堅持集體經濟，依靠集體經濟發展鄉鎮工業，促進村莊經濟和社會事業的發展，促使合作醫療向合作醫療保險過渡。蘇南模式使我們一度看到在傳統的集體制沒有徹底解體的情況下，村莊社區的醫療保障得到了不斷地發展。
另一種情況是一些村莊經過了改革初期的分散經營後，在“既承認合作者個人的財產權利，又強調法人成員共同占有”的基礎上在村域內再組織起來，這種再組織的社區合作體系：“超級村莊”，推動了包括醫療保障在內的村莊社區的公共事業的發展。
然而，與上述兩種情況不同的是大量的村莊;如同我們訪談的這些村莊基本上既沒有保留原有傳統體制發展生產和組織社會事業的組織功能，又沒有產生出新的再合作的社區組織，社區的組織資源正處於實質上的“空位”狀況。名義上每個村都有村委會和黨的基層組織，但是常常從村民那裡聽到“不知道誰是村幹部”的說法。這就造成了依託社區組織的合作醫療在缺乏社區組織資源的條件下難以為繼。雖然1982年的憲法就確立了村民委員會的法律地位，1998年又正式頒布了試行XX年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但是，村組織的完善和功能的有效發揮，還需要一定的過程。在訪談中，農民幾乎都一再提到“現在是個人顧個人，沒有人組織，搞不了合作醫療”，當說這些話時，我們在農民的臉上看到的是無奈。
4. 信譽是推行農村醫療保險必須具備的條件
通過訪談，我們發現當地農民一般都對醫療保險缺乏了解，有些人對人壽保險、平安保險以及農業生產上的保險等其他商業保險還有所了解，但對社會醫療保險都一無所知。
但無論是哪種情況，農民都對醫療保險的信譽表示了極大的關注。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產是獨立的經營實體，農村改革以來，產權明晰的結果，使風險和利益對稱，這既調動了農產生產、投資的積極性，同時也使他們獨自承擔著市場的風險。因此對一個新事物，他們完全是以一個獨立的生產經營者的眼光來觀察的。
對於保險組織和保險制度來說，在農民那裡，信譽就是關鍵。他們要確信其對醫療保險的投保確實能夠得到分擔風險的回報才會投保。就像有的農民說的那樣，“現在基本是一部分貧困戶確實交不起錢：一部分富裕戶個人付得起醫療費，但不一定投保，多數農戶能付得起30元以內的保費，但是不是投保，還要看可信不可信”。訪談中，農民表現了對鄉、村幹部的極大不信任，對保險公司商業信譽的不滿意和對政府政策多變的擔心。醫療保險能否實行?醫療保險由誰來辦?對於這些問題的回答，農民是從現實農村社會發生了的和正在發生著的各種事情中尋找答案的。以往合作醫療的失敗，合作醫療中的種種不合理現象;以往農村社會事務中的種種失誤和反覆折騰，甚至生產經營中的損害農民利益的事件，都使農民變得懷疑、謹慎，不願意輕易失去自己的血汗錢。
與此相關聯，農民提出了如果實行醫療保險，就要長久實施，管理要透明等制度建設的要求。他們擔心如果醫療保險放在縣裡管理，則可能是可望不可及，他們難以獲得醫療保險的支付，甚至擔心如果經辦的人攜款跑了，他們都不知道。如果醫療保險放在鄉、村管理，他們又擔心管理有漏洞，保險金被挪用等腐敗現象的發生。然而作為制度建設，為防止這些問題的發生，在地域廣大，人口分散的農村社會，醫療保險就必然要付出較高的管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