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是我國法律沒有確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雖然我國刑事訴訟法明文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但對於非法收集的證據應否排除,法律未作規定。在司法實踐中,即使是非法獲得的證據,只要查證屬實,依然可以作為定案的根據。
最後,其他許多相關制度的缺失也是導致刑訊逼供盛行的重要原因。如偵押分立制度、人身檢查制度、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律師在場制度等等。
(三)其它原因
1、司法投入的普遍不足。
目前,我國國民經濟實力從總體上來看還比較落後,國家能夠給予公安司法機關支配的資源相對有限。逼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與勘驗、搜查、扣押、偵查實驗等措施相比,成本和耗費相對較小,在國家司法投入普遍不足的情況下,偵查機關千方百計地逼取犯罪嫌疑人口供也就不足為奇了。
2、偵查技術水平的相對低下。隨著犯罪組織性、技術性及隱秘性的提高,刑事偵查的難度也越來越大,然而我國的刑事偵查無論是從人員素質、技術裝備還是組織管理來看,技術水平都非常低,此時偵查人員常常被迫採用刑訊逼供以突破疑難案件。
3、缺少應有的職業道德。有極少數司法人員的職業道德水平低下,他們在辦案過程中,為了私利(如個人報復、取得非法經濟利益等)往往需要製造假案、冤案,刑訊逼供則是其中重要的手段。
4、刑事審判公開程度不夠。這突出反映在案件的第二審是以不開庭方式審結,這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使被告人的辯護權不能得到充分的
行使,庭審在一定程度上處於暗箱操作,削弱了第二審審判活動的法律監督。
5、對刑訊逼供處罰的不力。雖然我國刑法已將刑訊逼供作為一種犯罪加以規定,但在司法實踐中,對刑訊逼供行為卻很少查處,即使不得不進行查處,也往往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原因很簡單:主管領導往往認為刑訊逼供是因為工作上的需要,而不是為了謀取私利,對刑訊逼供處罰太嚴會挫傷幹警的積極性。
二、刑訊逼供的危害
刑訊逼供從理論上和實踐上對國家的刑事訴訟制度、對犯罪嫌疑人、對社會公眾都會造成各種各樣的危害，具體表現為;
1、因刑訊逼供有很多人被屈打成招，從而形成冤案，放縱了真正的犯罪人;
2、刑訊逼供傷害了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尊嚴,使本來有可能如實供述的犯罪嫌疑人不願供述或虛假供述。
3、模糊了有罪者和無罪者的外部差異,增加了偵查破案的難度。訊問犯罪嫌疑人是一個複雜的信息獲取過程,偵查人員不僅要注意語言信息的獲取,還要注意更為複雜的犯罪嫌疑人表情、語氣、語調等方面的變化,以探明案件的實際情況。在正常訊問中，有罪的人和無罪的人的外表通常是可以看出區別的，而一旦採用刑訊逼供,暴力和強烈痛楚將使所有被刑訊者無論是有罪還是無罪都會全身緊張,疼痛難忍,從而導致兩者之間界限的模糊,使偵查人員失去通過表情、語氣和語調來探明真偽的可能。對此,貝卡利亞也進行過細緻的分析:“審查犯人是為了了解真相。真相有時會從部分人的面目表情中不期而然地流露出來,然而,如果說從一個平靜人的語氣、姿態和神色中很難覺察出真相的話,那么,一旦痛苦的痙攣改變了他的整個面目表情,真相就更難流露出來了。任何強暴的行為都混淆和抹殺了真假之間微小的客觀差別。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