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xx屆三中全會深刻總結了30年農村改革發展的偉大實踐，對新形勢下推進農村改革發展作出了新的戰略部署。為深入貫徹落實三中全會精神，我們圍繞“如何創新和加強農村基層黨建”這個課題，於去年11月中旬組織開展專題調研，先後在9個鎮、辦事處召開由黨委書記、副書記、組織委員和部分村支部書記參加的座談會，還邀請12個市直有關部門負責人進行集中研討，向村民發放調查問卷300多份，請書記建言，向基層問計，以期找準當前農村黨建工作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探索解決這些問題的有效途徑，提升農村黨建工作水平，促進農村經濟社會全面和諧發展。
宜城是一個農業大市，總人口56萬，其中農村人口39萬。全市農村基層黨組織417個，其中建制村黨組織179個。農村黨員14671人，其中農民黨員10019人。近年來，我們按照“抓基層打基礎，抓根本管長遠，抓創新促發展，抓落實求實效”的思路，在抓好“三級聯創”、“五個基本”建設等工作的基礎上，創造性地開展了城鄉黨組織“雙聯雙促（助）”活動、農村黨員“三培養”活動、涉農單位黨組織“連鎖服務三農”活動、“黨團遠程共聯共建”等活動，建立完善了黨務公開、村級組織規範管理、基層黨建“雙述雙考雙評”等制度，全面推進村級組織辦公活動場所建設、創建黨員互助發展基金、開辦黨員“愛心醫院（超市）”等措施，使我市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也遇到一些問題，特別是一些因歷史原因和現行體製造成的深層次問題，很難得到根本性解決。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八個方面：
第一，領導方式方法和服務能力的弱化不適應農村基層組織建設新形勢要求。一方面，現在鎮村組織管的事情越來越多，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無所不包，上邊千條線，下邊一根針，往往造成鎮村疲於應付完成上邊的硬任務，而忽視為民服務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隨著農民生產經營自主權、經濟收益權、民主參政權的不斷擴大，在政治、經濟、社會各領域服務的需求也日益增加和強烈。然而目前部分鎮村幹部角色定位模糊，責任意識缺失，還沒有從行政管理的角色定位中轉換過來，示範意識不強，服務本領不大，引導措施不當，甚至受市場經濟逐利觀念影響出現處事不公、優親厚友等現象，造成鎮村組織服務能力、服務效果與農民生產、生活、文化上的諸多服務需求反差很大。有的村新建或改建了辦公室，但無經費保障“開不了門”，仍然習慣於在家辦公，而民眾需要相關服務時到處找不著人，就認為村幹部“拿國家錢不乾實事”。
第二，農村幹部隊伍“後繼乏人”，影響黨組織領導核心作用的發揮。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和勞動力轉移的加快，外出務工經商的農民逐漸增多。據勞動保障部門統計，我市轉移農村勞動力8.5萬人，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35%以上，大批青壯年農民工外出，使村黨支部周圍失去了一個先進的群體，村黨支部失去了強有力的支撐。尤其是外出的黨員長年不與黨支部聯繫，很少參加組織生活，不向黨組織匯報思想和工作情況，有的常年不交納黨費，這直接造成村幹部隊伍的不穩定和後繼乏人。
第三，村級集體經濟薄弱，束縛著黨組織為民辦事的能力。主要是兩大困難壓頭：一是村級政權運轉資金缺口大。由於稅費改革取消了“三提五統”，這樣使得可供村級使用的農村轉移支付較改革前村提留資金減少了一半以上，這些資金既要保證村幹部工資，又要確保五保戶供養、軍烈屬補助、村內生產公益事業等費用開支，錢少事多的矛盾十分突出。二是農村集體債務包袱沉重，負債涉及面廣。截止XX年7月，我市累計化解村級債務5249萬元，但村平債務仍然高達125萬元，負債面高達96%。沉重的負債壓得村級組織喘氣都難，還款無望，更甭說從物質條件上為村民提供生產、生活服務。特別困擾基層的還有稅改前村組幹部集資墊交稅費問題。據農經部門統計，此項涉及村組幹部達5141人，集資金額達4300多萬元。近兩年，債權人紛紛想盡辦法清償債務，甚至訴至法務部門解決，村幹部夾在其中，每每為了債務，平時東奔西討，拆了東牆補西牆化解一部分，逢年過節東躲西藏，怕債權人糾纏、堵門、耍橫，使村級組織的信譽、村組幹部的威望大打折扣。這不僅嚴重地制約了農村經濟的健康發展，還直接威脅著農村基層政權的鞏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