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暴露出三類警示
在動態、多元的社會條件下，社會管理工作面臨許多前所未有的新情況新問題，管理的粗放、零散、被動等難題也進一步暴露和顯現。
警示問題一：行政機關有失職瀆職行為
第一，客觀上提供便利，如黃得科等集資詐欺案中，不僅成功租賃某機關辦公場所，而且冒稱行政官員接待前來考察的投資者，營造實力雄厚、正規經營的假象。
第二，間接幫助犯罪，行政失職為犯罪行為所吸收。如上述黃得科等集資詐欺案中，犯罪分子先行騙取來京招商引資的某縣政府人員信任，隨後與政府簽訂開發杜仲協定，縣政府、市計畫委、市林業局等單位“一路綠燈”批准立項。
第三，嚴重失職瀆職，審批許可權存在濫用現象，甚至徇私舞弊、違規審批。如“億霖木業”案中，某市林業局向億霖公司提供800本空白林權證，由億霖公司自行填寫製作，尤其是明知林地超售情況下索要億霖公司3萬元複查費，然後不了了之。
第四，行政執法不嚴，未及時查處打擊涉眾型經濟犯罪。如“平谷大桃”非法集資案中，其間某區公安分局曾會同工商、審計等部門聯合調查，查明涉嫌非法吸存公眾存款6000萬元的情況下未嚴格執法，造成了犯罪和損失的擴大化。
第五，徇私枉法犯罪。如“億霖木業”案查處中暴露出某市林業局副局長任某受賄44萬元的事實。任某通過召開會議、打招呼等方式，要求各區縣林業局全力支持億霖公司收購林地，事後收受賄賂44萬餘元。
警示問題二：媒體等機構的社會責任缺失
首先，媒體社會責任缺失。實踐中廣告經營者和發布者“一套人馬、兩塊牌子”，甚至連同廣告主在內“三位一體”，無法形成有效監督制約，導致虛假廣告屢禁不止。
其次，名人明星的社會責任。“代言門”就從一個側面折射出某些名人的誠信喪失、道德滑坡。社會道德風尚的建設人人有責，名人作為公眾人物應更多地承擔社會責任。
最後，中介機構一味講求經濟利益，暴露出房產中介公司、律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的社會責任問題。
警示問題三：司法辦案機關的協調處理問題
其一，受害人接訪處理問題。如“碧溪廣場”案中，圍繞主犯王寶平，受害人就分成“倒王派”、“保王派”。前期疏導解釋不夠，導致受害群體對立情緒持續發酵。
其二，司法辦案不同步、不協調難題。涉眾型經濟犯罪案件處理過程中，存在刑民交叉問題、補充起訴等相關程式處理難題。
其三，追贓“老大難”問題。118件案共追贓87383萬元，總追贓率不足18%。其中37%的案件追償率低於5%，70%的案件追償率低於20%，僅有5%的案件追償率超過50%。
其四，政府補償問題。在攀比性信訪嚴重的狀況下，“政府埋單式”解決可能會成為示範，助長一些受害人“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的心理預期。
五、治理涉眾型經濟犯罪的具體對策和建議
治理涉眾型經濟犯罪的核心內容包括預防、控制和打擊，作為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必須堅持“打防並舉、標本兼治”的總體思路，逐步建立完善一體化防範、全程化預警、流程化處置、多元化治理的工作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