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理論依據。xx在黨的xx屆四中全會上，明確提出了“兩個趨向”的重要論斷。他說：“縱觀一些工業化國家的發展歷程，在工業化初始階段，農業支持工業，為工業提供積累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但工業化達到相當程度以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協調發展，也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在隨後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xx再次強調：“我國現在總體上已進入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我們應當順應這一趨勢，更加自覺地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積極地支持‘三農’發展。”xx提出的“兩個趨向”的重要論斷，是深入考察各國工農城鄉關係發展史後對工業化發展普遍規律做出的科學總結，是深入分析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現階段的基本特徵後做出的科學判斷，也是總結我國過去幾十年工業化的經驗和教訓後做出的科學論斷，這為我國推進城鄉一體化戰略提供了思想理論依據。
二是現實背景。推進城鄉一體化，是由我國基本國情決定的。我國是一個發展中的農業大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明顯提高，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水平總體實現了由溫飽到小康的歷史性跨越。但城鄉差距非但沒有縮小，而且正在逐步拉大。造成我國城鄉差距持續拉大的最直接原因是，長期以來政府運用政策和制度手段，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將資本從農業轉向工業；間接的原因是，在國家人為政策性干預下，城鄉居民在稅負、就業、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面，沒有享受同等的國民待遇，尤其是始於1958年的以城鄉分割為特點的戶籍制度，不僅在身份上強化了城鄉的先天差別，造成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權益保障和發展機會的不平等，而且加劇了城鄉結構的失衡，使城鄉差別制度化。
三是實踐基礎。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工業化快速推進，我國總體上到了工業化中期的後半階段。從工業生產看，我國已成為世界工業生產大國，主要工業品產量位居世界前列；從產業結構看，工業生產占據絕對的主導地位；從進出口貿易看，我國已成為進出口貿易大國，具有龐大的外匯儲備；從國家財政收入看，我國財政收入已超過5萬億元，主要來源於工業和為工業服務的流通業。這表明，我國已經從一個農業大國轉變為工業大國，具備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推進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的能力。國際經驗表明，當一國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農業占gdp的比重低於15%、城市化率超過40%、農村勞動力就業占總就業比例低於30%時，就進入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發展階段。我國XX年人均gdp為2456美元、農業產值比例為11.7%、城市化率為44.9%、農業就業比例為44%，除了統計上的農村就業指標有所差距外，其他指標都符合上述標準。因此，我國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實施城鄉一體化戰略的條件正日漸具備，總體上已經到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一體化發展階段。
（二）基本要求。城鄉一體化有著深刻的內涵。在現階段，它要求統一城鄉規劃，打破城鄉分割的體制和政策，加強城鄉間的基礎設施和社會事業建設，促進城鄉間生產要素流動，逐步縮小城鄉差別，使農村與城市一樣共享現代文明，以實現城鄉經濟、社會、環境的和諧發展。為此，需要重點抓好以下幾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