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中國幾千年來實行的是封建～政體，建國後又實行高度集中的計畫經濟體制，這種計畫經濟體制限制農民的自由發展，使縣鄉村三級利益共同體更加膨脹和凝固化；從經濟上說，中國農村始終停留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狀態，家庭承包責任制的推行雖然一度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生產力，解放了農民，但在這種分散的家庭經營下，難以形成現代規模經濟，農民仍然擺脫不了小生產者的命運；從文化上說，幾千年來的封建主義思想在農村根深蒂固，而長期的計畫經濟體制，又使封建主義殘餘思想有了最好的寄生體，農村就成為是封建主義殘餘思想的最大藏身之地，不管是農民還是基層幹部，都不同程度地深受封建思想的嚴重影響。加上農村地域的封閉性和二元制度的隔離性，農民無法與外部世界進行有效的交流，這種二元社會結構無形之中鞏固了三級利益共同體的制度基礎，農村的資金和人才都成了“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農村仍然保留著落後的生產生活方式，廣大農民被遠遠地排除在現代化的門檻之外，致使一個現代的城市社會與一個傳統落後的農業社會長期並存。 （二）三級利益共同體的遊戲規則 縣鄉村三級利益共同體的權力運作有一整套行之有序的遊戲規則： 自上而下的幹部任命制：本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幹部的任命制是堅決反對的，因為它是民主政治的大敵，與社會主義高度民主原則相背離。恩格斯曾明確說過：“州政府任命專區區長和市鎮長官，這在講英語的國家是絕對沒有的，而我們在將來也應該斷然消除這種現象，就像消除普魯士的縣長和參政官那樣。” [15]巴黎公社時的公職人員就取消了從上到下的任命制，由各社區代表普選產生，並且隨時予以撤換。幹部的任命制是在蘇聯時期才得到普遍採用並逐漸僵化起來。我國深受蘇聯模式的影響，廣為推行幹部自上而下的任命制。這種自上而下的幹部任命制，就成為維繫縣鄉村三級利益共同體的主要紐帶。雖然從理論上說，幹部是人民的“公僕”，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但在具體工作生活中，每個組織和個人都有自身的切身利益，而幹部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又決定各級幹部只能對上負責而難以對下負責。縣裡任命鄉鎮幹部，鄉鎮任命村里幹部，這種任命製成為上級控制下級的有效手段，下級幹部為了得到上級領導的賞識和提拔重用，就必然想方設法“巴結”、“討好”上級領導，“不是奴才不是才”、“拍馬屁”就已經成為幹部積極鑽研的必修課，人類所普遍信仰的“人服從正義、真理和法律”就演變成“人服從人”，於是溜須拍馬盛行，買官賣官屢禁不止。既然幹部的升遷決定於上級領導而與農民民眾無關，幹部們自然不可能真正把民眾放在心上，即使迫不得已做些“親民”的事，也只不過是為了取悅上級領導而做的表面文章。對幹部來說，大部分情況是下級幹部對上級領導俯首貼耳，對農民民眾則頤指氣使，這種對領導的卑恭和對農民的傲慢，構成了幹部的“二重性”。 層層分解的目標責任制：實行目標責任制是縣鄉村三級共同體突出的管理模式和基本特徵，這種目標責任制通過將政府確定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硬指標層層分解，從縣分解到鄉鎮，從鄉鎮分解到村，村再分解到每個農民身上，年初各級簽訂目標責任狀，年終依據目標責任狀進行考核，以確定“政績”。這種目標責任制管理方式，實質上是計畫經濟體制下對企業進行計畫指標管理方式的翻版，它完全漠視了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角色的“裁判員”身份和提供公共物品的公共職責。這種目標責任制在實踐中形成了一種典型的“壓力型體制”[16]，使縣、鄉、村三級的“經濟指標承包制”演變為“政治責任承包制”，形成縣委縣政府――鄉鎮黨委政府――村黨支部村委會的連坐制。為人民服務的行政理念就蛻變成為完成具體目標責任制指標而奮鬥。凡是與目標責任制有關的“指標”，各級領導和幹部就想方設法（包括弄虛作假、盤剝農民）去完成，與目標責任制無關的事，就一概不管。所以常常出現這樣的困惑：各級各部門每年都出色地完成了年初簽訂的目標責任狀，可農民民眾卻怨聲載道，各種問題堆積如山，社會矛盾日益尖銳。 政績至上的任務完成制：在自上而下的幹部任命制和層層分解的目標責任制行政管理模式下，政府行政的目標就完全由口頭上的“為民造福”轉變為實際工作中的“政績至上主義”，而這種“政績至上”又僅僅體現在一大堆空乏的“數字指標”上，所以不妨稱著“數字型政績至上”。在這種“數字型政績至上”的行政理念驅使下，各級幹部為了炫耀自己的“政績”和表現自己的“才華”，就竭盡全力提前、超額完成上級下達的以及自己加碼的“數字任務”。這樣，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就相伴而生，不僅如此，在缺乏有效制約的情況下，瘋狂地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權力，必然橫衝直撞，置民於無法招架的尷尬境地。為完成上級下達的數字指標任務和自己加碼的數字指標任務，常用的工作方法是：一是弄虛作假填報泡沫數據，二是四處借貸完成上級財稅任務，三是任意加重農民負擔。雖然這些“數字任務”在各級不擇手段的種種努力下到年底都畫上了～的句號，但普遍呈現出來的嚴重問題是：統計數字嚴重失真、鄉鎮債務日益擴大、“三亂”現象屢禁不止、農民民眾怨聲載道、乾群矛盾不斷激化等等。 為完成各項數字指標任務，雖然各級幹部可以不擇手段，但一旦鬧出大的群體性事件被新聞媒體曝光，也會引起中央的動怒而遭受處分。為此，三級利益共同體就積極在“數字政績至上”和不發生“涉農惡性事件”的底線中尋求平衡。但在體制性障礙沒有消除、農民負擔減不下來、幹部作風未根本轉變等情況下，涉農惡性案件還會隨時發生，為此三級利益共同體就心存僥倖地採取反現代文明的封建做法：一是實行愚民政策。他們遵循著孔夫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17] 的古訓，千方百計地阻止和剝奪農民對中央減負政策和法律法規的知情權。XX年8月發生在江西省有關部門強行收交農民購買的《減輕農民負擔工作手冊》一書的驚世事件[18]就典型地代表了三級利益共同體對農民覺醒的空前恐懼。二是剝奪農民起訴權。三級利益共同體在目標責任制中明確規定“計畫生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