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社會治安”兩項工作實行“一票否決”，這兩項工作直接關係到基層幹部的“烏紗帽”，為確保這兩項任務的完成，有的縣級政權就採取了相應的“配套措施”，限定人民法院不得受理農民有關“計畫生育”和“農民負擔”問題的案件。正常的司法訴訟大門已經向農民緊閉，農民只有選擇向市、省和中央機關及新聞單位的集體上訪之路。一些盲目指責農民不擅於運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合法權益的人，是對農民的誣衊和對農村現實的無知。三是層層隱瞞惡性案件。由於中央在嚴峻的農村形勢下已經明令各地要確保不得再發生涉農惡性案件，否則基層幹部就有丟官受罰的可能，但一些基層幹部不是在如何克服涉農惡性案件的根本問題上下功夫，而是依然我行我素，一旦發生了惡性案件，就迅速結成“攻守同盟”，嚴禁訊息“外泄”，實施層層掩蓋，這類事情被查出來的比比皆是，尚未揭開蓋子的尚不知有多少。 這種三級利益共同體的遊戲規則，雖然使各級幹部因“政績”突出而得到上級領導的“賞識”和重用，但這種遊戲規則造成的普遍後果是農民利益的嚴重損害和幹群關係的日益惡化。在這種泛濫的權力面前，最大的受害者無疑是農民，廣大農民不斷付出眼淚、鮮血和生命的代價，來“配合”縣鄉村三級完成“數字任務”，縣級政權為了支持鄉鎮“數字任務”的完成，也就有意無意地容忍和包庇胡作非為的鄉村幹部，於是當代的“官官相護”就在縣鄉村三級利益共同體的“契約”下形成了，受到嚴重侵害的農民的所有冤屈，幾乎都不可能在縣鄉村三級共同體內得到及時、有效的解決，縣公、檢、法機關也因為直接隸屬於縣級政權的領導而成為捍衛三級利益共同體最堅強的柱石，在催收農民稅費時，常常是公檢法“聯合作戰”，他們在權力指揮棒的揮舞下，不是衝鋒陷陣在前抓捕農民，就是刑訊逼供於內殘害百姓。這種不受制約的權力泛濫，必然產生怵目驚心的“基層～”。1999年12月，山西青年農民李綠松因上訪反映村國小建築中的經濟問題等，就冤枉地被公安機關抓到看守所嚴刑拷打，並被慘無人道地割掉了舌頭。[19]不少農民在縣鄉村幹部的擠壓威逼下無奈地選擇逃亡或死亡。據中央辦公廳、xx辦公廳關於涉農惡性案件的通報，1995年，全國共查處13起涉農惡性案件，被鄉村幹部逼死打死的農民12人；1996年涉農惡性案件上升到26起，被鄉村幹部逼死打死的農民26人。[20]近幾年來，這種逼死打死農民的涉農惡性案件還不斷呈上升趨勢。 （三）三級利益共同體的權力漩渦 三級利益共同體在嚴格的“遊戲規則”運作下，已經形成強大的“權力漩渦”。這種縣鄉村三級利益共同體的“權力漩渦”一經形成，就具有強烈的排他性，一切不適應這種“權力漩渦”運轉的制度設計和個人道德，都將在這種“權力漩渦”中遭到無情地排擠和圍剿。 中央政權對縣鄉村三級共同全的制約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革命戰爭年代形成的行之有效的紀律性約束，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這種紀律性約束的功效已大不如前，並被異化為一種形式主義的說教；另一個是適應法治國家建設需要的制度安排。村民自治的推行就是中央政權對縣鄉村三級共同體的最大一項反“權力漩渦”的權力制約性制度供給。村民自治無疑受到中央政權的高度重視，也得到農民民眾的普遍歡迎，但卻受到村黨支部和鄉鎮政權的強力抵制，縣級政權則大都處在一種既不積極倡導，也不公開反對的狀態，事實上是默許了鄉鎮“重黨輕民”的做法，有的地方則乾脆下文要求村委會服從村黨支部，這就使中央政權對基層的民主動員化為烏有。目前，村黨支部書記和村委會主任這兩種權力來源完全不同的角色正在針鋒相對地僵持著。村黨支部以加強“黨的領導核心地位”為名牢牢控制“權力”，村委會則以村民自治法律為依據要求“自治”，這樣，村黨支部和村委會之間的矛盾事實上已不可避免。同理，鄉鎮政權也在“權力漩渦”中自然而然地與自己直接任命的村支部書記站在一起，共同對付外部輸入的“民主尤物”――村民自治。據《人民日報》XX年3月21日報導，山東棲霞市4個鎮57名村委會成員集體要求辭職，辭職的原因是由於村黨支部和鎮黨委政府片面強調“黨領導一切”，採取村支部包辦代替村委會的做法，新“村官”上任一年多，村裡的財務、公章不交接，財務由村支書一人說了算，鎮黨委政府不但不解決“村官”反映的問題，反而對村委會成員隨意“誡勉”，甚至停職。[21]這種鄉鎮政權與村黨支部聯合圍剿村民自治的現象絕不僅僅只發生在山東一些地方。鄉村兩級之所以不認同村民自治，關鍵是中央政權在三級利益共同體內輸入民主性質的村民自治與傳統的人治色彩濃厚的“權力漩渦”的運作極不協調，也就是說，民主性質的村民自治必然有礙於三級利益共同體順利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標。村委會與村黨支部、鄉鎮政權的矛盾衝突，實質上是現代“民主潮流”與傳統“權力漩渦”激烈碰撞的“浪花”。雖然孫中山早就說過“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但中央政權對三級利益共同體內供給的“村民自治”尚停留在“孤軍深入”作戰的地步，缺乏必要的強大“後援”，因而村民自治實際上在與傳統的鄉村力量的博弈中處於相當弱勢的地位。鄉鎮政權可以不顧《村組法》界定的鄉鎮只能對村委會實行“指導、支持和幫助”而非領導關係的法律規定，任意干預村民自治，力圖掌握村級幹部包括村委會成員的全部控制權，實現其對村級組織（村黨支部、村委會）的有效控制，從而使村幹部習慣性地成為貫徹鄉鎮意圖的有力工具。在這種情況下，不少地方的村委會已經淪為鄉鎮政權的附屬物。這種三級利益共同體的“權力漩渦”，使村幹部聽命於鄉鎮領導人、鄉鎮領導人聽命於縣級領導人。作為一種回報，上級領導也在一定程度上放縱下級幹部的以權謀私與～行為。所以說，在三級利益共同體內根本不存在上級領導不知道下級的種種～和非法行為的問題，而是在這樣的“權力漩渦”中已經喪失了自我淨化的功能。 進入這種“權力漩渦”的幹部，個人也是無法克服和左右“權力漩渦”的。在這種“權力漩渦”之中的幹部，大概可以分為四種：第一種是積極適應這種“漩渦”並進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