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環境問題的成因
一、超設計能力開採
由於近年煤炭價格一路上揚，逐利的本能使煤炭企業超設計能力開採成為普遍現象。神東公司所屬8個煤礦設計生產能力為1990萬噸/年，XX年實際生產原煤6180萬噸，是設計能力的3.1倍。這種超設計能力的掠奪式開採，其結果：一是使較長時期內顯現的環境問題在短期內疊加，加劇了對地質環境的破壞；二是企業只顧多挖快采，忽視保水採煤、綜合利用、採空區的防護處理等等，使開發中增加了不應有的環境破壞。三是煤礦服務年限縮短，生態難以恢復，《礦山環境影響評價報告》變成了一紙空文。
二、資源的無償使用
由於市場配製資源的制度尚未形成，企業大都以無償劃撥或不合理的低價獲取資源，其結果一方面是開發者不珍惜資源，進行掠奪式開發、粗放式經營。資源浪費嚴重，環保缺少資金；另一方面是社會收入分配不公，貧富懸殊拉大，社會矛盾凸顯。
三、恢復治理機制缺失
目前，雖有《礦產資源法》、《地質災害防治條例》、《關於開展生態補償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等法律、法規，但只是對人為造成的地質災害損失範圍和程度作了一些原則性的要求，對賠償方式、補償標準和恢復治理措施並無統一具體的規定，企業生產的環境成本外部化、社會化，“誰破壞、誰治理、誰賠償”的機制無法落到實處，治理經費懸空，生態環境破壞無人埋單。
四、財稅體制不完善
人類經濟社會發展賴以進行的生態系統，在性質上屬於公共產品。當行政號召和市場機制都無法保證和激勵人們去保護生態環境時，就應當由政府來承擔責任，但由於現行稅制不完善，導致資源開發過程中利益分配機制失衡，財權與事權不相匹配，地方政府根本無力負擔。XX年，全市財政總收入158.6億，其中地方財政收入50.1億元。據有關專家測算，每采一噸煤，就會破壞地表水2.84噸，破壞和消耗與煤炭伴生的礦產資源8噸，破壞生態資源的總價值達66.1元；依此計算，榆林市XX年產煤12366萬噸，僅採煤的環境代價81.74億元，遠大於當年地方財政收入50.1億元。
在未來的經濟社會發展中，榆林將面臨著改善生態環境、調整產業結構、加快經濟發展、提高城鄉人民生活水平等多重社會重任，然而，低下的經濟效益，薄弱的資金積累能力卻使地方財政入不敷出，這種負擔過重與可支配財力有限的矛盾，形成了榆林未來經濟發展的兩難選擇，根本無法支付修復、治理環境的巨額費用。
五、補償安置缺乏依據
目前，對資源開發造成的“生態災民”，沒有一個有法律效力的鑑定辦法、補償標準、具體措施。每當出現災情，只能是企業和民眾協商，必要時政府居中協調並盡力資助。一般只是解決了民眾眼前的困難，而長遠的生存和發展則沒有著落，由此形成和積累了許多問題。“誰為生態災民的長遠生計埋單？”說到底應當出台相應的政策，靠體制機制來回答，否則，問題就不可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六、資源開發難以惠及百姓
由於種種原因，榆林能源資源開發，逐步形成了中、省企業和外來資本為主體的開發模式。而在轉化項目配套的大型井田中，幾乎全部為外來資本。在這種開發模式下，利潤企業拿走了，稅費大都上劃或轉移到資源輸入地了，只有環境破壞長留當地。既使資源開發產生的巨大利潤大部分流向市外，又制約了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以及礦區民眾的脫貧致富。最終是“央企‘吃肉’，地方‘喝湯’”（《市場報》，XX年12月8日第1版，記者王欲鳴、楊一苗、劉文國），也給日漸增多的“生態災民”的搬遷安置，以及解決他們的長遠生計帶來很大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