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產權關係不清，價格機制乏力
煤炭資源開發與利用實際上一直受計畫經濟體制的影響，各地方無償占有和支配礦業權，煤炭資源成為地方政府實現政績的手段。在產權分離的企業制度改革中，煤礦企業產權關係並不清晰，作為國家所有權的資源，歸地方分配使用，大多採取行政劃撥，而非採取招標、拍賣等市場競爭方式，加之行政審批轉讓的不規範，導致野蠻式開採，不僅開採成本未進入價格形成機制，而且回採率非常低，尤其是小煤窯極大地浪費了資源，採礦制度從根本上違背公平原則。煤炭資源的稀缺性和下游產業發展過熱必然導致煤炭價格的需求拉動型上漲。這種上漲一方面導致國家價格調控能力下降，另一方面導致煤炭企業因價格飈升的利益驅動引發生產失控。由於煤炭資源的稀缺性，價格卻未能真實反映價值和供求關係，煤礦生產不能有效地按照市場規律進行調節，一方面造成某些產能過剩的國有大型煤礦價格過低，另一方面造成承包煤礦的大小“煤老闆”謀取暴利。正是由於現行煤炭價格的計畫調撥，山西省幾十年的煤價都是國家計畫調撥的，必然造成煤炭市場秩序的混亂，而價格一旦上漲，產煤集中的地方就會發生安全事故。
（三）煤礦安全治理的最大障礙
能源緊缺、煤炭價格上漲使煤礦採掘業成為近年來的暴利行業。近年來山西煤炭市場噸煤的純利潤在100－200元人民幣左右(原煤會因為種類、質級等原因導致售價不同，由於貧礦富礦等原因導致生產成本不同)，一個年產幾萬噸的小煤礦，年獲純利就可達幾百萬元，稍大生產規模的煤礦每年的純利可以超過1000萬元。山西省高平市的統計年鑑表明，XX年該市原煤累計開採量為1150.68萬噸，其中市屬煤礦為214.87萬噸，市以下鄉鎮煤礦為807.55萬噸。該市政府一位官員分析，根據XX年的數據計算，私人手中累計的原煤開採量應在700萬噸左右，按照每噸煤炭200元的純利潤計算，當年私人獲取的純利潤應該在14億元左右。正是這種超額利潤的誘惑使各級政府對小煤礦的整頓關閉措施難以施行。從煤礦事故的通報中，看到了礦主們在事故發生前後對法律的蔑視。很多煤礦在發生事故前曾多次收到當地煤礦安全監察部門的停產整頓通知，甚至曾經被這些部門實施關閉，但這並不影響煤礦的繼續生產，儘管把對礦難死者的賠償額提高到了20萬元，也同樣不能阻止礦主們繼續違章違法生產。因為，從煤炭生產中輕易獲取的暴利使礦主們具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對抗安全監察部門的執法，甚至收買執法人員；同時，“20萬元”在日進百萬元的礦主們眼裡根本不算巨款。一些官員的心理活動並不複雜：既然無法阻止煤礦的違法生產，就成為煤礦的暗股。正是由於認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使得對煤礦進行管理與執法中，舉步維堅，實質性的安全問題不能杜絕。
（四）超生產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生產：煤礦安全治理的主要障礙
面對不斷惡化的煤礦安全生產現狀，省政府的治理整頓政策和措施首先受到了來自煤炭市場的巨大壓力。XX年以來，中國經濟保持9％以上的增長速度，每年煤炭消費量增長7％－9％。消費需求增長導致煤炭產量增長，從XX－XX年，全國原煤產量的累計增長量高達7.38億噸，累計增幅接近74％。XX年，原煤產量達到19.5億噸，與XX年相比，增加2，28億噸，增長13.2％；XX年，原煤產量達到了21.9億噸。比XX年增長9.9％。原煤增產主要是通過煤礦超出設計能力的生產實現的。XX年，全國27個產煤省(市、自治區)中，有20個省(市、自治區)超產，其中19個省(市、自治區)超產在10％以上，福建、陝西、北京等地超產均在50％以上。在超出生產設計能力的同時，原煤生產也超出了生產安全保障能力。根據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的調查，XX年，全國原煤年產量為17.28億噸，而當年年底，全國具備生產安全保障能力的礦井的生產能力僅為11億噸，至少有6.28億噸的原煤是在沒有安全保障的情況下生產出來的；XX年，全國原煤年產量為19.5億噸，當年全國具有安全保障的生產能力僅12億噸，至少有7.5億噸的原煤是在沒有安全保障的情況下生產出來的。在經濟成長目標的刺激下，煤炭市場的需求已經不可能由那些安全設施和制度較為完善的國有煤礦予以滿足，這就為小煤礦提供了廣闊的生存和發展空間。XX年，全國小煤礦產量占到了總產量的38％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