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如工傷、職業病、拖欠工資、子女教育、社會保障等困擾農民工與政府職能部門的問題我們能說出一大堆。這些問題有的得到了基本解決，有的正在努力解決，有的仍然被忽視。
2012年“開胸驗肺”案以農民工張海超以悲壯之舉讓職業病備受關注，持續不斷的農民工討薪被打事件讓農民工討薪問題把xx幫農民工討薪的年代拉回現實。這一切告訴我們，解決農民工問題和農民工問題一樣，都在路上。況且，今年中央一號檔案又提出“新生代農民工”，老問題還沒解決，新問題又出現了。新老問題交加，讓農民工不能忍受被“邊緣化”之痛，也讓政府部門對農民工問題不敢小視。
從“盲流”到“農民工”，從“農民工”到“新市民”。伴隨著從農村進入城市的農民們稱呼的改變，背後是一種人文的關懷和對農民工群體龐大力量的認識。事實告訴我們：農民工已經成為中國當代產業工人的主力軍。那么解決中國農民工問題的困局在哪？出路又在哪？
障礙一：城鄉二元體制的人為壁壘
農民工沒有低保，農民工沒有失業保險，農民工受傷之後只能哀求企業給醫療費。農民工上班時間延長了又延長，農民工乾的活又髒又累又危險。農民工子女在城市上學要么不讓進，要么要交“贊助費”，使得農民工和農民工子女對上公辦學校只能想。為什麼？為什麼城市裡的人享有的，農民工卻沒有？因為城鄉二元體制，換句話說，因為農民工仍然是農民。
1958年，人民公社建立，與此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及配套制度頒布，為限制農村人口流入城市提供了詳細的制度安排。在此前的1954年，中國公民的遷移自由已經從憲法中被取消。從這開始，中國人步入了一個漫長的城鄉分割二元體制。
這一制度的設立和當時的政治經濟環境密不可分。當時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是優先發展重工業，“一五”時期所建立的基本是軍重工業為主的國家工業體系。1956年，中國工業此時剛剛起步，由於中蘇交惡，中國政府財政赤字大規模增加，基本喪失了擴大再生產能力，沒有新增擴大再生產就沒有新增就業，所以1959年政府不得不把進城的人向外遷移。此次的遷移對緩解當時經濟危機的帶來的社會危機起到了重要作用。
因此，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的戶籍制度從一開始就帶有濃重的計畫經濟色彩。並且伴隨戶籍制度的有一套完善的具體管理制度，包括常住、暫住、出生、死亡、遷出、遷入、變更等7項人口登記制度。這個條例以法律形式嚴格限制農民進入城市，限制城市間人口流動，在城市與農村之間構築了一道高牆，城鄉分離的“二元經濟模式”從此在中國根深蒂固。在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下，上個世紀整個60、70年代自動流動的人口幾乎沒有。
50年過去了，在戶籍制度基礎上構築的“農業戶口”與“城市戶口”在實際利益上的並不平等。兩種戶口的差別成為各種利益分配差別的的標籤。各種政策的優惠，“城市戶口”都要好於“農村戶口”。
人們隨之發現戶口制度的背後還附加了從社會保障到教育、醫療、公共服務等幾乎所有公民權益的城鄉化差異。城鄉之間建立起一種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基礎上的全方位不平等，由此也衍生了長期二元社會結構下城市市民的“一等公民”與農業人口的“二等公民”的社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