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實行都保制，“十家為一保、選主戶有力者一人為保戶;五十家為一大保，選一人為大保長;十大保為一都保，選為眾所服者為都保長”。保內設定有掛牌，以書其保內戶數姓名。同保中如發生“強盜、殺人、放火、xx、略人、傳習妖教，造畜蠱毒”，同保諸家“知而不告，依律五保法”。[12]元朝實行的是村社制，五十家立為一社。
明朝是里甲制或稱保甲制，“以一百十戶為一里，攤丁糧多者十戶為長，余百戶為十甲。甲凡十人。歲役里長一人，甲首一人”。[13]明代法律規定“農業者不出一里之間，朝出暮入，作息之道相互知”。任何人離鄉百里，都必須持“路引”，“路引”實際上就是離鄉的證明。
清朝稱為保甲制，光緒《大清會典事例·戶部》規定：“州縣城鄉十戶立一牌頭，十牌立一甲頭，十甲立一保長，戶給印牌一張，備書姓名丁數，出則註明所往，入則稽其所來”。來路不明者，就要“捉”去治罪。“戶有遷移，隨時報明，換給門牌”。攤丁入畝實施後，戶籍編審停止，保甲制度越來越得到重視。
民國時期，《戶籍法》已經推行。1931年和1935年，國民黨政府又頒布和修訂《戶籍法》及實施細則。1937年，頒布《保甲條例》，在全國統一建立保甲組織，實行“聯保連坐”制。
編制什伍的目的是要被編制者善惡以告。脫漏戶口，自占年齡不實，逃離本土不承擔田租賦役，屬於惡，同伍者事前未加阻止，事後未行告發之責，要連坐，包賠逃戶的田租徭役。如漢朝規定：“細民不堪，流亡遠去，中家為之包出，後亡者為先亡者服事。”西晉政府規定，舉家流亡，一旦被捉，家長斬首;北周時頒布《刑書要制》，規定“正、長隱五戶以上，隱地三頃以上者，至死”;隋朝時，《隋書·刑法志》規定，“緣坐則老幼不免，一人亡逃，則坐家質作”;宋唐時期對脫戶者同樣嚴懲不貸，主管戶籍的官吏也受到牽連;明朝法律規定：“凡民戶逃往鄰境州縣，躲避差役者，杖一百，發還原籍當差。其親管里長，提調官吏鼓縱及鄰境人戶隱蔽在己者與罪。”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三月又頒布榜文：“今后里甲鄰人、老人所管人戶，務要見丁著業，互相覺察。有出外，要知本人下落，作何生理，乾何事務。若是不知下落及日久不回，老人、鄰人不行赴官首者，一體遷發充軍”。[14]
政府通過戶籍的整頓和嚴密的“什伍相保”、“什伍連坐”制度強制百姓，力圖把農民牢牢束縛在土地上。這種政策的確能收到一時之效。但它的成效是以百姓具備相對穩定的生產和生活環境為前提的。一旦政府和官吏橫徵暴斂，或遇天災人禍，在貧困的煎熬和饑寒的交迫下，任何禁令，都將成為一紙具文。
三、戶籍制度的歷史特徵
中國的戶籍制度始於周朝，至秦代初具規模。此後，經過三國至南北朝的整頓，到隋唐時期日趨完備和周密。從商代的“登人”到漢代的“編戶齊民”，再到宋代的“保甲制”，展現了我國戶籍文化的豐富內涵和戶籍制度的發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