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解書具有契約的法律效力。如果一方當事人違約，另一方當事人可以尋求新途徑解決爭議。”[2] 另一方當事人向法院起訴後，法院應認定調解協定書具有契約（契約）的效力，應判定不履行調解協定書的一方當事人承擔違約的法律責任，除非不履行調解協定書的一方當事人提出證據證明調解協定書。
為什麼人民調解協定書具有契約（契約）的效力呢？人民調解委員會和社區矛盾調解中心調解的範圍僅為民事性糾紛，屬於私法的範圍。而私法以私人平等和自治為基本理念，[3] 意思自治的真諦在於尊重選擇，其基本點則是自主參與和自己責任。調解協定書是當事人在平等和自願的前提下簽訂的，雖然雙方可能都做出了讓步，犧牲了自己在糾紛發生時要求的部分利益，然而他們最終發現，“只有與對手彼此都接受雙方同意的約束，即契約，才是唯一現實的選擇，”[4] 這正是當事人自主參與的結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民尊奉私法自治理念去參與生活，必須把理性判斷作為交往的前提。自主參與者對於參與所導致的結果負擔責任，即自己責任，這是自主參與的必然邏輯。如果當事方不履行調解協定，意即當事方存在過錯，根據意思自治理念，有過錯的加害人必須對加害行為負責，即過錯責任。既然我國的《民法通則》承認意思自治原則[5]，作為國家司法機關的人民法院有何理由不尊重當事人自治的結果呢？
人民法院在訴訟中認定人民調解協定書具有契約的效力，同時也符合程式法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16條第2款規定：“人民調解委員會依照法律規定，根據自願原則進行調解。當事人對調解達成的協定應當履行……”在此法律規定，當事人應當履行調解協定，在人民調解協定書的效力問題上法律做出的是強行性規定，當事人沒有履行或是不履行自由選擇權，反言之，當事人不履行調解協定就要承擔法律責任。該款隨即規定：“當事人……反悔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訴。”該規定並沒有說，當事人因反悔而不履行調解協定不需要承擔法律責任，從條文規定中也推導不出這樣的意思。反過來，如果認為推出這樣的意思，顯然與該條文的前半句“當事人對調解達成的協定應當履行”是矛盾的，立法者不可能在同一條文中做出相反的意思。該條規定只是賦予當事人在不履行調解協定時除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之外的另一解決爭議的新途徑，即訴訟。法律賦予當事人的是起訴權，而不是勝訴權。在此情況下，無論是反悔方起訴，還是對方起訴，在民事實體法上，反悔方都要承擔不履行協定的法律責任，除非法院認定調解協定無效。[6]
2、人民調解協定書與法院調解書的效力銜接
通過第一部分的論述，我們解決了人民調解協定書的基礎效力問題，然而人民調解委員會和社區矛盾調解中心主持下達成的調解協定書沒有法律上的強制執行力，一方當事人違約，另一方當事人不能以此為依據申請法院強制執行。這對於社會資源來說是一種浪費，同時也不利於樹立人民調解的威信，這樣大量的標的小、社會影響不大的民間糾紛將會涌到法院去解決，勢必增加人民法院的訴累。
在我國的民事訴訟法及仲裁法中都有調解制度的規定，而法院調解書與判決書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具有給付內容的法院調解書具有強制執行力。為賦予人民調解協定書以法律強制效力，我們構想，把人民調解協定書與法院調解書銜接起來，即人民法院可以應當事人的申請，按照一定的法律程式，根據人民調解協定書的內容製作調解書，該調解書即具有法院調解書的法律效力，當事人可以以此申請強制執行。實行這種銜接制度，不僅具有現實上的重大意義，而且具有法理上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