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年冬，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開始糾正農村工作中的“左”傾錯誤，並且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隨即在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制定和執行了一系列正確的政策和果斷的措施，這是這個歷史階段中的重要轉變。一九六二年一月召開的有七千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中的經驗教訓，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會議前後又為“反右傾”運動中被錯誤批判的大多數同志進行了甄別平反。此外，還給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大多數人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由於這些經濟和政治的措施，從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六年國民經濟得到了比較順利的恢復和發展。
但是，“左”傾錯誤在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上並未得到徹底糾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還有發展。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同志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範圍記憶體在的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發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以後提出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觀點，進一步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復辟，並成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根源。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間，在部分農村和少數城市基層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雖然對於解決幹部作風和經濟管理等方面的問題起了一定作用，但由於把這些不同性質的問題都認為是階級鬥爭或者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層幹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錯誤地提出了運動的重點是整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意識形態領域，也對一些文藝作品、學術觀點和文藝界學術界的一些代表人物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政治批判，在對待知識分子問題、教育科學文化問題上發生了愈來愈嚴重的“左”的偏差，並且在後來發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不過，這些錯誤當時還沒有達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由於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主要注意力從一九六○年冬以後一直是在貫徹執行調整經濟的正確方針，社會主義建設逐步地重新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黨和人民團結一致，同甘共苦，對內克服了自己的困難，對外頂住了蘇聯領導集團的壓力，還清了對蘇聯的全部債款(主要是抗美援朝中的軍火債款)，並且大力支援了許多國家人民的革命鬥爭和建設事業。一九六四年底到一九六五年初召開的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宣布：調整國民經濟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整個國民經濟將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要努力把我國逐步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這個號召由於“文化大革命”而沒有得到實行。
(18)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集體領導下取得的。這個期間工作中的錯誤，責任同樣也在黨中央的領導集體。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錯誤歸咎於毛澤東同志個人。這個期間，毛澤東同志在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黨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林彪、江青、康生這些野心家又別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長了這些錯誤。這就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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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9)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同志發動和領導的。他的主要論點是：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xx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裡，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民眾手裡。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鬥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民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後還要進行多次。這些論點主要地出現在作為“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檔案的《五•一六通知》和黨的“九大”的政治報告中，並曾被概括成為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從而使“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一語有了特定的含義。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這些“左”傾錯誤論點，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必須把它們同毛澤東思想完全區別開來。至於毛澤東同志所重用過的林彪、江青等人，他們組成兩個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的xx集團，利用毛澤東同志的錯誤，背著他進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這完全是另外一種性質的問題。他們的xx罪行已被充分揭露，所以本決議不多加論列。
(20)“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
一、“文化大革命”被說成是同修正主義路線或資本主義道路的鬥爭，這個說法根本沒有事實根據，並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論和政策問題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當作修正主義或資本主義批判的許多東西，實際上正是馬克思主義原理和社會主義原則，其中很多是毛澤東同志自己過去提出或支持過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國以來十七年大量的正確方針政策和成就，這實際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澤東同志自己在內的黨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國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艱苦卓絕的奮鬥。
二、上述的是非混淆必然導致敵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資派”，是黨和國家各級組織中的領導幹部，即社會主義事業的骨幹力量。黨內根本不存在所謂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確鑿的事實證明，硬加給劉少奇同志的所謂“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誣陷。八屆十二中全會對劉少奇同志所作的政治結論和組織處理，是完全錯誤的。“文化大革命”對所謂“反動學術權威”的批判，使許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識分子遭到打擊和迫害，也嚴重地混淆了敵我。
三、“文化大革命”名義上是直接依靠民眾，實際上既脫離了黨的組織，又脫離了廣大民眾。運動開始後，黨的各級組織普遍受到衝擊並陷於癱瘓、半癱瘓狀態，黨的各級領導幹部普遍受到批判和鬥爭，廣大黨員被停止了組織生活，黨長期依靠的許多積極分子和基本民眾受到排斥。“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捲入運動的大多數人，是出於對毛澤東同志和黨的信賴，但是除了極少數極端分子以外，他們也不贊成對黨的各級領導幹部進行殘酷鬥爭。後來，他們經過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覺悟之後，逐步對“文化大革命”採取懷疑觀望以至抵制反對的態度，許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擊。以上這些情況，不可避免地給一些投機分子、野心分子、陰謀分子以可乘之機，其中有不少人還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
四、實踐證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它根本不是“亂了敵人”而只是亂了自己，因而始終沒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在我國，在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建立以後，尤其是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以後，雖然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還沒有最後完成，但是革命的內容和方法已經同過去根本不同。對於黨和國家肌體中確實存在的某些陰暗面，當然需要作出恰當的估計並運用符合憲法、法律和黨章的正確措施加以解決，但決不應該採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方法。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進行所謂“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既沒有經濟基礎，也沒有政治基礎。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設性的綱領，而只能造成嚴重的混亂、破壞和倒退。歷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xx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21)“文化大革命”的過程分為三段。
一、從“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到一九六九年四月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八月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這兩次會議相繼通過了《五•一六通知》和《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對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和對所謂“劉少奇、鄧小平司令部”進行了錯誤的鬥爭，對黨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錯誤的改組，成立了所謂“中央文革小組”並讓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權力。毛澤東同志的“左”傾錯誤的個人領導實際上取代了黨中央的集體領導，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熱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主要利用所謂“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乘機煽動“打倒一切、全面內戰”。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後，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政治局和軍委的領導同志，在不同的會議上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作法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但被誣為“二月逆流”而受到壓制和打擊。朱德、陳雲同志也受到錯誤的批判。各部門各地方的黨政領導機構幾乎都被奪權或改組。派人民解放軍實行三支兩軍(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在當時的混亂情況下是必要的，對穩定局勢起了積極的作用，但也帶來了一些消極的後果。黨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加強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黨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
二、從黨的“九大”到一九七三年八月黨的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一年間發生了林彪xx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xx武裝政變的事件。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黨的一系列基本原則的結果，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失敗。毛澤東、周恩來同志機智地粉碎了這次叛變。周恩來同志在毛澤東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轉機。一九七二年，在批判林彪的過程中，周恩來同志正確地提出要批判極左思潮的意見，這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後許多中央領導同志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錯誤這一正確主張的繼續。毛澤東同志卻錯誤地認為當時的任務仍然是反對“極右”。黨的“十大”繼續了“九大”的“左”傾錯誤，並且使王洪文當上了黨中央副主席。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內結成“四人幫”，江青xx集團的勢力又得到加強。
三、從黨的“十大”到一九七六年十月。一九七四年初，江青、王洪文等提出開展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同有的地方和單位清查與林彪xx集團陰謀活動有關的人和事不同，江青等人的矛頭是指向周恩來同志的。毛澤東同志先是批准開展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在發現江青等人藉機進行篡權活動以後，又對他們作了嚴厲批評，宣布他們是“四人幫”，指出江青有當黨中央主席和操縱“組閣”的野心。一九七五年，周恩來同志病重，鄧小平同志在毛澤東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和解決工業、農業、交通、科技等方面問題的一系列重要會議，著手對許多方面的工作進行整頓，使形勢有了明顯好轉。但是毛澤東同志不能容忍鄧小平同志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又發動了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全國因而再度陷入混亂。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來同志逝世。周恩來同志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鞠躬盡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他顧全大局，任勞任怨，為繼續進行黨和國家的正常工作，為儘量減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損失，為保護大批的黨內外幹部，作了堅持不懈的努力，費盡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xx集團的破壞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鬥爭。他的逝世引起了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無限悲痛。同年四月間，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以天安門事件為代表的悼念周總理、反對“四人幫”的強大抗議運動。這個運動實質上是擁護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黨的正確領導，它為後來粉碎江青xx集團奠定了偉大的民眾基礎。當時，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同志對天安門事件的性質作出了錯誤的判斷，並且錯誤地撤銷了鄧小平同志的黨內外一切職務。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同志逝世，江青xx集團加緊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同年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xx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這是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長期鬥爭取得的偉大勝利。在粉碎江青xx集團的鬥爭中，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