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是，毛澤東同志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毛澤東同志是經常注意要克服我們黨內和國家生活中存在著的缺點的，但他晚年對許多問題不僅沒有能夠加以正確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敵我。他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多次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還始終認為自已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堅持“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也制止和糾正過一些具體錯誤，保護過一些黨的領導幹部和黨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負責幹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領導崗位。他領導了粉碎林彪xx集團的鬥爭，對江青、張春橋等人也進行過重要的批評和揭露，不讓他們奪取最高領導權的野心得逞。這些都對後來我們黨順利地粉碎“四人幫”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覺地注意維護我國的安全，頂住了社會帝國主義的壓力，執行正確的對外政策，堅決支援各國人民的正義鬥爭，並且提出了劃分三個世界的正確戰略和我國永遠不稱霸的重要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黨沒有被摧毀並且還能維持統一，國務院和人民解放軍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有各族各界代表人物出席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能召開並且確定了以周恩來、鄧小平同志為領導核心的國務院人選，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著，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在進行，我們的國家仍然保持統一併且在國際上發揮重要影響。這些重要事實都同毛澤東同志的巨大作用分不開。因為這一切，特別是因為他對革命事業長期的偉大貢獻，中國人民始終把毛澤東同志看作是自己敬愛的偉大領袖和導師。
(23)黨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傾錯誤和林彪、江青xx集團的鬥爭是艱難曲折的，是一直沒有停止的。“文化大革命”整個過程的嚴峻考驗表明：黨的八屆中央委員會和它所選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書記處的成員，絕大多數都站在鬥爭的正確方面。我們黨的幹部，無論是曾被錯誤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堅持工作和先後恢復工作的，絕大多數是忠於黨和人民的，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的信念是堅定的。遭到過打擊和折磨的知識分子、勞動模範、愛國民主人士、愛國華僑以及各民族各階層的幹部和民眾，絕大多數都沒有動搖熱愛祖國和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的立場。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而犧牲的劉少奇、彭德懷、賀龍、陶鑄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其他一切黨內外同志，將永遠被銘記在各族人民心中。正是由於全黨和廣大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知識分子、知識青年和幹部的共同鬥爭，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國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仍然取得了進展。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鐵路和南京長江大橋的建成，一些技術先進的大型企業的投產，氫彈試驗和人造衛星發射回收的成功，秈型雜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廣，等等。在國家動亂的情況下，人民解放軍仍然英勇地保衛著祖國的安全。對外工作也打開了新的局面。當然，這一切決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我們的事業會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們儘管遭到林彪、江青兩個xx集團的破壞，但終於戰勝了他們。黨、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和整個社會的性質都沒有改變。歷史再一次表明，我們的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我們的黨和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偉大而頑強的生命力。
(24)“文化大革命”所以會發生並且持續十年之久，除了前面所分析的毛澤東同志領導上的錯誤這個直接原因以外，還有複雜的社會歷史原因。主要的是：
一、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不長，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更短，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有些已經比較清楚，更多的還有待於繼續探索。我們黨過去長期處於戰爭和激烈階級鬥爭的環境中，對於迅速到來的新生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全國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缺乏充分的思想準備和科學研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的科學著作是我們行動的指針，但是不可能給我國社會主義事業中的各種問題提供現成答案。從領導思想上來看，由於我們黨的歷史特點，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在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發展進程中出現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問題時，容易把已經不屬於階級鬥爭的問題仍然看做是階級鬥爭，並且面對新條件下的階級鬥爭，又習慣於沿用過去熟習而這時已不能照搬的進行大規模急風暴雨式民眾性鬥爭的舊方法和舊經驗，從而導致階級鬥爭的嚴重擴大化。同時，這種脫離現實生活的主觀主義的思想和做法，由於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著作中的某些構想和論點加以誤解或教條化，反而顯得有“理論根據”。例如：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在消費資料分配中通行的等量勞動相交換的平等權利，即馬克思所說的“資產階級權利”應該限制和批判，因而按勞分配原則和物質利益原則就應該限制和批判;認為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小生產還會每日每時地大批地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傾的城鄉經濟政策和城鄉階級鬥爭政策;認為黨內的思想分歧都是社會階級鬥爭的反映，因而形成頻繁激烈的黨內鬥爭，等等。這就使我們把關於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迷誤當成保衛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此外，蘇聯領導人挑起中蘇論戰，並把兩黨之間的原則爭論變為國家爭端，對中國施加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巨大壓力，迫使我們不得不進行反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正義鬥爭。在這種情況的影響下，我們在國內進行了反修防修運動，使階級鬥爭擴大化的迷誤日益深入到黨內，以致黨內同志間不同意見的正常爭論也被當作是所謂修正主義路線的表現或所謂路線鬥爭的表現，使黨內關係日益緊張化。這樣，黨就很難抵制毛澤東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左”傾觀點，而這些“左”傾觀點的發展就導致“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和持續。
二、黨在面臨著工作重心轉向社會主義建設這一新任務因而需要特別謹慎的時候，毛澤東同志的威望也達到高峰。他逐漸驕傲起來，逐漸脫離實際和脫離民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凌駕於黨中央之上，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這種現象是逐漸形成的，黨中央對此也應負一定的責任。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這個複雜現象是一定歷史條件的產物，如果僅僅歸咎於某個人或若干人，就不能使全黨得到深刻教訓，並找出切實有效的改革步驟。在共產主義運動中，領袖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這是歷史已經反覆證明和不容置疑的。但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由於沒有正確解決領袖和黨的關係問題而出現過的一些嚴重偏差，對我們黨也產生了消極的影響。中國是一個封建歷史很長的國家，我們黨對封建主義特別是對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紳惡霸進行了最堅決最徹底的鬥爭，在反封建鬥爭中養成了優良的民主傳統;但是長期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遺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肅清的，種種歷史原因又使我們沒有能把黨內民主和國家政治社會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雖然制定了法律，卻沒有應有的權威。這就提供了一種條件，使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也就使黨和國家難於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發展。
歷史的偉大轉折
(25)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江青xx集團的勝利，從危難中挽救了黨，挽救了革命，使我們的國家進入了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從這時開始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的兩年中，廣大幹部和民眾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各項革命和建設工作。揭發批判江青xx集團的罪行，清查他們的xx幫派體系，取得了很大成績。黨和國家組織的整頓，冤假錯案的平反，開始部分地進行。工農業生產得到比較快的恢復。教育科學文化工作也開始走向正常。黨內外同志越來越強烈地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但是遇到了嚴重的阻礙。這固然是由於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亂不容易在短期內消除，同時也由於當時擔任黨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同志在指導思想上繼續犯了“左”的錯誤。華國鋒同志是由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七六年“批鄧”運動中提議擔任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國務院總理的。他在粉碎江青xx集團的鬥爭中有功，以後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遲遲不改正“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錯誤方針;壓制一九七八年開展的對撥亂反正具有重大意義的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拖延和阻撓恢復老幹部工作和平反歷史上冤假錯案(包括“天安門事件”)的進程;在繼續維護舊的個人崇拜的同時，還製造和接受對他自己的個人崇拜。一九七七年八月召開的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揭批“四人幫”和動員全黨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方面起了積極作用。但是，由於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和華國鋒同志的錯誤的影響，這次大會沒有能夠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反而加以肯定。對經濟工作中的求成過急和其他一些“左”傾政策的繼續，華國鋒同志也負有責任。很明顯，由他來領導糾正黨內的“左”傾錯誤特別是恢復黨的優良傳統，是不可能的。
(26)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全會結束了一九七六年十月以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開始全面地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這次全會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充分肯定了必須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個不適用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作出了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提出了要注意解決好國民經濟重大比例嚴重失調的要求，制訂了關於加快農業發展的決定;著重提出了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的任務;審查和解決了黨的歷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錯案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全會還增選了中央領導機構的成員。這些在領導工作中具有重大意義的轉變，標誌著黨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從此，黨掌握了撥亂反正的主動權，有步驟地解決了建國以來的許多歷史遺留問題和實際生活中出現的新問題，進行了繁重的建設和改革工作，使我們的國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出現了很好的形勢。
一、在三中全會提出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號召下，廣大幹部和民眾從過去盛行的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的精神枷鎖中解脫出來，黨內外思想活躍，出現了努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的生動景象。為了正確地貫徹解放思想的方針，黨及時地重申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重申民主和集中不可偏廢的原理，並指出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但階級鬥爭仍在一定範圍內繼續存在的基本事實。黨的四中全會通過的葉劍英同志在慶祝建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既充分肯定了建國以來黨和人民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又對黨在過去工作中的錯誤作了自我批評，對國家的光明前途作了論證，加強了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認識統一。一九八○年八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反對資產階級思想侵蝕和肅清政治思想上的封建餘毒的歷史性任務。同年十二月的中央工作會議，決定加強黨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強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批判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錯誤思潮，打擊破壞社會主義事業的xx活動，對全國安定團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發生了重大的良好影響。
二、黨在一九七九年四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對整個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方針，堅決糾正前兩年經濟工作中的失誤，認真清理過去在這方面長期存在的“左”傾錯誤影響。黨指出經濟建設必須適合我國國情，符合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必須量力而行，循序前進，經過論證，講求實效，使生產的發展同人民生活的改善密切結合;必須在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開展對外經濟合作和技術交流。在這些方針指導下，輕工業的發展加快了，工業內部結構正朝著合理的協調的方向發展;包括擴大企業自主權、恢復職工代表大會制度和加強企業的民主管理、財政分級管理等在內的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正結合經濟調整有步驟地進行。黨認真補救農業合作化後期以來農村工作上的失誤，提高農副產品價格，推行各種形式的聯產計酬責任制，恢復並適當擴大自留地，恢復農村集市貿易，發展農村副業和多種經營，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這兩年的糧食產量是建國以來最高的，經濟作物和農副產品的生產都獲得了迅速的發展。由於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有了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