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見，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學家在中國當代公民文化的形成中具有特殊地位。所謂政治思想家，我們這裡指的是哈耶克所說的“原創型思想家”。他們是人類政治思想和政治智慧的活水源頭。政治發展的轉型時代呼喚著具有巨觀視野和深刻洞察力的政治思想家來把握政治發展的路向，創建中國式現代公民文化的巨大文化工程也需要具有貫通古今的政治知識和融匯中西的政治智慧的政治思想家，為現代中國式公民文化奠定根本原則和理論框架。
在政治思想家周圍是政治學研究者群體。他們為社會提供政治學的專業知識，從而在各個具體領域裡豐富公民理論。作為政治領域的專業工作者，他們通過收集和鑑別事實材料，進行整理分析，形成對政治現象的客觀描述和因果分析，對政治問題的價值評判或選擇。他們的專業技能和知識使其在社會公眾中享有天然權威，其理論具有理性和邏輯的力量。特別對深層政治問題和巨觀政治現象的認識，社會依賴專家，公眾也能夠服膺專家的意見。藉助這個地位，政治學工作者製造和引導輿論，創造文化氛圍和環境，指導和矯正公民的政治認知和政治評價，影響公民的政治情感和態度。也就是說，政治學家所創造和闡述的民主理論會內化或積澱為公民文化。
一些開發中國家民主化的經歷告訴我們，衍生型公民文化的形成依賴兩種重要的公民教育手段。其一是民主政治結構及民主政治生活；其二是民主理論。有的韓國學者認為，韓國實現民主化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長期的公民教育促進了公民文化的形成。由於韓國建國之初就確立了民主憲法，民主價值獲得了合法性。即使在權威主義統治之下，民主理論仍然是合法的，學校里一直在灌輸民主價值。隨著民主觀念的廣泛傳播，權威主義政治被越來越多的人所厭棄。③
在由傳統政治文化向現代政治文化轉型時期，具有先導性的理論發揮著啟蒙作用，塑造著時代精神。一種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是由公民的政治態度來量度的，而其合理性則取決於知識界對它的描述、分析和判斷。合法性要得到合理性的支持才能鞏固，而合理性也會轉變為合法性，或加強合法性。一種制度如果不能從理論上說明其合理性，失去知識界的支持，它很容易失去合法性。而一種獲得了合理性的價值體系很容易在公民的態度中獲得合法性。
18世紀啟蒙運動為我們提供了政治學家對政治秩序合理性的解說影響公眾關於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態度的生動例證。啟蒙思想家們以理性論為武器，對現存政治秩序的合理性作出評判，並對新秩序作出描述，他們的思想深深影響了公民的政治態度，從而也改變了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通過啟蒙運動，整整一代人改變了思想觀念，由臣民轉變為公民，從而形成法國政治文化上的斷裂。正是啟蒙思想哺育的一代公民創建了公民社會。啟蒙理論對於推動由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轉型起到了有力的槓桿作用。
五
為了創建現代公民文化，政治學應該強調發展政治哲學，重視規範理論的研究，關注價值問題的探討。
我國政治學恢復以來，一方面，由於在基本的規範理論領域一時還不能有實質性的突破，政治學者在這個領域裡還難有大的作為；另一方面，我們面對著戰後西方政治學發展起來的令人眩目的大量新理論和新方法。這樣，政治學界特別是青年一代以極大的熱情介紹和研究西方政治學的研究成果。於是就出現了一種奇特的現象：一方面，一些不適合改革開放時代要求的理論沒有得到清理，政治學在基本理論方面很少創新；另一方面，卻引進大量西方最時髦的理論、方法和概念來裝點陳舊的政治學理論體系。結果是兩者雜揉並蓄，政治學成為一種奇特的理論與概念的拼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