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看到，當代西方政治學的主題與我國當代政治學的主題完全不同。戰後的西方社會已經確立了民主制度，公民文化發育成熟。西方有的學者在50年代甚至認為，西方社會意識形態的對立和衝突已經終結。在這個大背景下，政治學弱化了它的文化職能而強化了其科學職能，其重心由政治哲學轉向政治科學，其關注的焦點由政治制度和政治價值轉向政治行為。而我國在改革開放以後才進入公民文化的創生時期，我們正在進入的這個階段是西方人早已越過的階段。所以我們在引進西方政治學理論時，必須記住中西政治發展的“時差”，不能沖淡或模糊了我國政治學的主題。
西方近代公民文化生成的歷史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在中世紀西歐，占統治地位的是封建的臣民文化。15—17世紀中葉，隨著封建主義的衰落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傳統的臣民文化開始轉向近代型的“臣民—公民”文化。在這個時期，國家權力實現了制度化(世俗化、統一集權、職能分化等)，臣民仍然沒有政治權利，國家權力對臣民的控制甚至超過了中世紀，但是，臣民對國家權力的義務和忠誠不再指向君主私人，而是指向抽象的公共權力和制度化的權力。權威主義政權只是作為一種必要性而得到認同，由於公民尚沒有足夠的參與能力而享有暫時的合法性。這時期的西方人在社會經濟領域裡已經獲得了獨立和自由，但在政治領域裡，他們只滿足於得到法律上的安全與保障，要求部分地影響和參與政治決策。
17—18世紀是西方臣民文化向近代公民文化轉型時期，也就是公民文化奠基時期。在這個時期，市場經濟已初步形成，以市民資產階級為主力的第三等級成長起來，萌發了強烈的參政意識，全面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也就是說，公民意識出現了。專制主義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同時也開始喪失其合法性。
這個時期政治學的歷史使命就是為公民文化的形成提供理論支持。重新定義國家和國家權力，重新審視個人與國家和政府的關係，確認公民的政治權利，闡述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並規劃出公民參與制度的基本輪廓。以洛克為代表的自由民主主義思想家自覺地承擔了這一使命，創建了近代公民文化的理論建構。在他們的理論中，理性論和自然法理論為政治生活提供了全新的理論基礎和終極標準；契約論確認了公民的獨立、自由和平等，將國家和政府權力建立在民意的基礎上；民主理論將公共權力交給公民集體，授予公民平等的參政權；人權理論則規定了國家權力與個人權利的界限，等等。
可見，公民文化的理論建構有它特定的主題和內容：它需要將公民的自我意識升華為一般理論，按公民社會的標準重新定義國家和公共權力及其與個人的關係。總之，它應該是表達公民的意識、欲求和期望的新的價值體系。
西方公民文化創生時期，古典時代公民文化豐厚的理論遺產是他們現成有效的文化資源。近代公民文化不是無中生有，而是表現為古典時代公民文化的發現、復興和再生。是西方人站在近代的基點上對古典文化的再創造。我們的政治傳統中沒有這樣直接可用的資源，所以就需要借用西方的思想成果，包括古典時代、近代和當代的思想成果。其中近代的思想成果更為貼近我國當代的現實。當代西方政治學研究成果對我們的意義在於，它使我們掌握了更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大大深化了我們對政治問題的認識。但是，我們需要記住，當代西方政治學只是給我們提供了有效的認識手段和理論工具，而不是改變了我們面臨的主題。借鑑西方政治學的成果只能是為了更好地完成我們的歷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