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我國公民文化的理論建構需要清理兩種政治文化和理論遺產，即傳統的臣民文化和現代由“革命理論”所代表的“民眾文化”。所謂政治文化的“轉型”，就是實現這兩種文化向公民文化的創造性轉換。
臣民文化是我國古代社會留下的遺產。近代以來，它在理論層面已經基本被拋棄，但它仍然是民族心理特徵，並以改頭換面的形式頑固地存留和體現在現存政治制度、政治行為和政治理論中。
在從整體上談到傳統的臣民文化時，人們往往強調它與現代公民文化的不適應性和不可兼容性。但問題還有它的另一面。
我們知道，當代中國的公民文化不是以西方公民文化替代中國傳統的臣民文化，而是中西文化的融合。無論我們是否願意，數千年的文化積澱是不可能被連根拔除的。現代公民文化只能通過在傳統文化主幹上嫁接西方公民文化而形成，而不是完全另起爐灶。所以，我們需要分析新舊文化的可融性因素和不可融性因素，據此制定我們的政治文化戰略。
傳統臣民文化中的某些要素有可能與當代公民文化相融合，從而使中國式的公民文化具有與西方不同的特徵。比如，它可能不像西方人那樣過份突出個人的獨立以及個人與國家的對立，在個人與國家的關係上，尋求偏向團隊精神的平衡點；它可能會相對淡化社會利益的分化、對立、衝突和多元競爭，強調社會整體利益，以及社會合作與和諧的價值；它雖然肯定積極參與的價值，但不大可能有西方人那樣的參與熱情，在某些領域寧願滿足於對政治權力的消極監督；它更可能在對權威實現控制監督的同時，多幾分對權威的尊重服從，等等。傳統的臣民美德的酵素融入當代的公民文化，有可能使我國建成和諧的而不是衝突的現代民主。
“革命理論”在我國理論界數十年中居於主導地位。它從理論層面上替代了傳統理論，至今仍然是我國政治學理論的基本範式。同時，經過數十年的歲月，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內化為公眾的心理結構。
“革命理論”的主題是在傳統政治權威的合法性喪失之後，摧毀傳統秩序，重新整合社會和國家，在新的合法性基礎上實現政治權威的高度組織化和制度化。所以，在這一理論中，國家被解釋為階級統治和壓迫的工具而不是公民分享權利義務的共同體;國家權力不是公共權力而是階級權力;政治的主體不是公民個人而是階級;政治關係不是利益和權利的合法競爭，而是階級間水火不容的鬥爭，等等。
我們可以把“革命理論”與西方近代公民理論和中國傳統政治理論的邏輯結構進行比較：
西方近代公民理論的邏輯結構是：自然狀態——社會契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國家）。公民社會是其歸宿。
而中國傳統政治理論的典型邏輯結構是：亂世——聖人出（設立政長）——君臣秩序。其歸宿是臣民社會。
“革命理論”的邏輯結構是：階級社會——無產階級專政(半國家)——無國家社會。缺失了公民社會這一環節。
所以不難理解，許多作為公民文化基本心理要素的價值不能從“革命理論”那裡得到理論支持。諸如對理性、寬容和妥協的政治態度的支持，對個人和個人權利的肯定，以及對和平合法的利益競爭手段和討價還價的政治競爭方式的承認等。所以當我們進行公民教育時，它就會顯露出其貧乏和不適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