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1951年6月出生，漢族，××人，1973年8月參加工作，1975年8月入黨，在職大專，1985年8月××師專函授中文專業畢業，現任××勞動人事局副局長。該同志主要表現是：
一、能自覺堅持學習，努力提高政治理論和業務水平。該同志能自覺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努力實踐“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能認真學習領會黨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學習與工作相關的法律法規知識，並能理論聯繫實際，在工作中加以套用。該同志在多個部門工作任職過，每到一個新的工作崗位，都能以極大的熱情和鑽勁，學習本專業的知識，適應新的工作。由於他熱愛學習，勤于思考，政治理論素質和業務水平得到了不斷提高。
二、政治立場堅定，能與黨組織保持一致。該同志講政治、講正氣、講黨性，在歷次重大的政治事件中都能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地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文革”中沒有參加造反組織和“打、砸、搶”活動;在“六四”動亂期間，堅持反對動亂;本人以及親屬沒有參加“xx”及其他邪教組織。
三、有較強的工作能力和協調能力。該同志在實際工作中能較好地貫徹執行黨的方針、路線和政策，獨擋一面地開展工作，解決工作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在××任黨政辦公室副主任和勞動人事局副局長期間，根據上級領導交辦的工作，提出工作思路，創造性地開展工作，積極探索勞動人事管理的科學化、規範化、制度化的途徑和辦法。協調解決了××村因勞力安置長期上訪的問題，在招商引資和協調服務工作中也取得了顯著成績。
四、工作認真，事業心強，業績突出。該同志無論在原經協委工作，還是在××工作期間，都能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工作，出色地完成組織交給各項任務，先後被授予全省經協系統先進工作者、××優秀共產黨員、招商引資先進個人;在主持勞動人事局工作期間，先後被市人事局授予人事年報工作先進單位、工資統計先進單位，被××授予招商引資先進集體、文明創建先進集體;在國防工辦工作期間，受到省國防工辦多次表彰。
五、作風嚴謹，遵紀守法，清正廉潔。該同志不論是在上班工作時間，還是八小時以外，均能夠嚴格要求自己，自覺遵守法律法規，遵守××的各項規章制度。在任勞動人事局副局長、國防工辦副主任期間，作為單位主持工作的牽頭人，能做到辦事不推諉，遇難不迴避，身先士卒，為人表率。能與其他同志處理好工作關係，在科學分工的基礎，堅持協作和配合，充分調動了大家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圍繞××招商引資，協調服務和基礎建設的重點工作，立足崗位職責和領導交辦的工作，獻計獻策。在招商引資、協調服務中能夠做到既熱情服務，又堅持原則，工作中一般不接受吃請。在負責××辦公樓建設和購置辦公樓用品工作中，堅持按規定辦事，辦事談事，多人參加，公開透明;簽契約訂協定，講程式、講原則，逐級匯報，做到不貪不占，不損害集體利益，努力做到清正廉潔。
在連續十年的年度考核中，都是稱職以上等次，其中1995年度、1996年度和度被評為優秀等次。
該同志在××助理調研員民主推薦中，獲得46張推薦票，占收回58張有效票的79.3，有較好的民眾公信度。
一個依靠個人魅力治理的村莊——北孫村村民自治考察報告- -
一
元旦，我到河北省正定縣北孫村，同先期到達的京津地區幾個高校的20位老師同學一起考察村民自治和農村經濟發展問題。當天下午，我所在的小組訪談了一戶農民，一位私營企業家和他的養殖場以及冷庫，另一位私營企業家和他的粘膠廠，以及村里最貧困的一戶人家；晚上七點到九點，全體師生與村長、村支部副書記座談；晚飯後，大家交流討論訪談結果，直到晚上11點半；第二天上午，與村支部書記、村會計、村計畫生育專乾座談，到集市訪談，發放宣傳材料，為一家私人診所提供法律諮詢。
我在北孫村的時間不到24小時，再加上我們所在的時間沒有超常規的故事發生，所以，我們所能了解到的信息是有限的。但是，對於這樣一個省級村民自治模範村，一個村民異口同聲夸自己的當家人清廉正直的矛盾緩和秩序良好的村莊，24小時的了解已經能夠得出一個大概的印象。
北孫村是一個遠近聞名的模範村。乾淨整潔的街道全部鋪成了水泥路面；村委會大院秩序井然的辦公室里掛滿牆壁的錦旗匾額寫滿了榮譽：市級模範村，省級村民自治模範村，衛生先進單位，計畫生育先進集體等等等等；各種規章制度連同馬恩列斯毛等人的畫像一應俱全，規規矩矩地掛在牆上。
這些榮譽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現任村支部書記，村民們談起自己的書記大都表示尊敬，除了有人對經濟發展狀況不滿和個別人認為不公正之外，整體上還是比較滿意的。滿意的主要原因在於以書記為首的領導班子廉潔，確實在為民眾辦事情。比如，書記帶領村民勞動，從外面聘請技術人員和租用機械，鋪通全村的水泥路面只花了40多萬元。村裡的村務公開做的很好，所有的村財務、計畫生育指標等村民關心的問題都在村務公開欄里公布，村民們也普遍認為，那是認真的，可信的。
書記40多歲，一眼看上去就是那種憨厚老實而又精幹的人，與我們交談時還有些侷促。他儼然已經把北孫村當成自己的小天地了，村子在他的治理下井井有條。說到集體經濟發展，他說相信自己的管理能力，但市場不好把握，前兩次投資都失敗了，所以不得不謹慎些。他所說的自己的管理能力，從他所講的一個故事中能夠看出到底是什麼——村里建三棟商品化的樓房，進的每一批建材都是書記拍板選定的，大小事情都是書記親手管，這樣才保證了村級政府的清廉。
書記雖然年齡不算大，但思想深處刻下了毛澤東時代團隊精神的烙印，他愛在大喇叭里放革命歌曲，村委會裡他幾乎是說一不二，談到華西村和南街村，他在情感上更傾向於南街村，因為那裡的百姓更平等，集體更有權威。他其實很羨慕那些成功的有名的村支部書記的，但由於他本人能力不夠或者膽子不夠大，沒能發展起來集體經濟，這是他的遺憾。
二
北孫村公共權力機關組織機構是：支部書記一人，村委會主任一人，副支書兼民兵連長兼組織宣傳委員一人，村委會秘書兼會計一人，婦聯主任一人，治保主任一人，其中除了治保主任以外，其他五人又都是村支部委員，村支部與村委會一共六個人，相互兼職。與書記相比，村委會主任談不上權威，僅僅是"班子裡的一員"而已。村委會與村支部兩塊牌子一幫人馬，實際上就是書記一個人說了算。但就是這樣一個集權的行政村被評為省級村民自治模範村，顯然，這與流行的村民自治的概念是衝突的，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是一些人的意識形態，還是這個村子的治理方式？
在我們討論北孫村的治理模式的時候，我們首先把村公共權力機構簡單化處理——把村委會與村支部合併簡化為村級政府——其實，這只是我們自己把我們自己頭腦里的概念簡單化處理，現實中的北孫村兩塊牌子本來就是一體的。接下來的問題是，村政府應當乾什麼，它都幹了些什麼？
我們談到村政府，或者其他任何一級政府職能的時候，應然性的基礎在於每一個個體的需求。我們假定每一個人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那么，這個社會上所有的人，無論處在什麼位置，農民也好，政府官員也好，都在完成和代理別人完成某種交易。對於村政府來講，它的公職人員一方面代理村民完成村民與其他各級政府的交易，一方面自己代表政府提供公共服務，換取村民的給付的工資和其他回報。
首先，村政府應該代理村民完成與其他各級政府進行的交易，或者叫做與國家進行的交易。國家提供國防、秩序、司法、可持續發展等各種服務，村民要為此付費，或者盡義務，正在進行的稅費改革是把所有的稅收和費用折合一起，以田地數量為標準收取，北孫村每畝地交稅89元。村政府要協助上級政府收稅，盡義務，這算是完成國家任務。北孫村顯然做得很不錯，沒有拖欠稅收的，計畫生育也很好，沒有超生的，甚至有的獨生子女戶自願放棄準生二胎的機會。由於村裡有中學，北孫村的教育水平也普遍比較高。
其次，村政府在完成其自身與村民的交易的時候得到村民的認可。村委會成員儘管理服務調解等職能，由此換取稅收的一部分和威望作為回報。北孫村每年上繳27萬元農業稅收，返回4萬多元，村里收割機等農用機械每年收入十幾萬元，加上出讓宅基地收入、沿公路土地出租費用、村個體企業收費等等，村集體一年收入六七十萬元，這些收入一部分提供公共服務，一部分作為村幹部的工資。村政府為村里提供了很好的街道、衛生、良好的秩序等公共物品，能夠很好地解決糾紛，滿足了村民對公道——保護弱者的權利——的需求。應該說，村民們需要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這裡基本上做得不錯。
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是，村政府在經濟發展中到底扮演什麼角色。很多人懷著樂觀的期望，以華西村或者其他集體經濟發達的村莊為榜樣，期望村政府，尤其是民主選舉的村政府能夠帶領大家致富，以為有了民主就能夠很快促進經濟發展。那天晚上我們討論的主要也是這個問題。也有相當一部分村民持這種看法。例如，村里最富的擁有一個冷庫和一個養殖場民營企業主就認為，村幹部廉潔沒說的，但能力不夠，幹不成大企業，所以經濟水平還如一些鄰近的村莊。
我們和包括支書村長在內的村幹部都討論過這個問題。他們自己也認為應該帶領大家致富，但每一次上項目的失敗他們都要承擔很大責任。只能說，他們缺少經營能力。但是，仔細想一想，我們能指望他們必須具備經營能力嗎？能指望每一個村子裡都有出色的經營人才嗎？更進一步，即使有了出色的經營人才，他們一定願意從事公共服務事業嗎？換句話說，我們能指望每一個村子裡都出一個吳仁寶式的人物嗎？
很多人期望著村民主選舉能選出一個能人，期望著選舉能地來大的變化，且不說民選的村委會也不得不完成國家尤其是鄉政府強加的任務以至於有的地方本來大家公認的好人一當選就變成了"孬種"，這種對賢能之士的期望本身就是不切實際的。一個村莊裡未必能找到經營天才，即使有，在市場經濟的今天，他也可能到更廣闊的市場空間裡尋求報償，而不一定非要從村子裡的政治交易中分一杯羹。所以，對民主過高的期望在很多地方注定是失望的。民主選舉如果能夠帶來村民認可的秩序，又能夠保護弱者利益也就夠了，至於經濟能否迅速發展，這要看運氣了。
而且，我們也應該看到，江浙一代很多集體企業正在不得不私有化，集體財產要付出很高的監督成本，從成本考慮，公有經濟注定只能限於公共產品的提供，政府過多介入市場經濟帶來了很多弊端，雖然能夠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集中力量利用了短缺經濟的空間獲得了大的發展，但終究不能形成真正強大的市場主體，最後不得不改制。至於華西村，那個例子太特殊了，吳仁寶太強了，不具有可複製性。唯一可複製的，也是最可靠的，是制度。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北孫村政府沒有帶領大家發展起來集體經濟，這並不應當強求的。所以，總的來說，北孫村政府還是不錯的。
三
那么，北孫村是否就不需要民主選舉的村民自治了呢？到底怎樣理解民主和村民自治？北孫村是一個典型的靠個人魅力統治的村莊，從現實狀況來看，有了這么一個能幹的公正的廉潔的人，似乎不需要村委會選舉。但問題在於，這樣的狀況能否一直持續下去。這是一個古老的人治與法治的命題了。不是簡單地說哪個好哪個壞的問題，在某些情況下，個人能力可能超越群體，人治也能帶來巨大好處，但是，人治必然會破壞法治，法治卻未必能阻止人治的產生——當社會強烈需要人治的時候。因此，人治是不需要建立的，而法治需要花很大力氣建立。就北孫村而言，現任書記的人治是靠個人魅力自然建立的，當他的魅力消失的時候或者他本人消失不需要人治的時候，法治就要起到作用。而要想讓法治及時起作用，就需要法治經常性的運作。
北孫村實際上也有了定期的民主選舉，現任村主任就是1999年底選出的。在1200多張選票中，現任村主任得了900多張。村主任本來就是原來領導班子的二把手，選舉沒有改變原來的領導班子。但是，如果選舉是公正的話，這樣的選舉仍然是很有意義的，意義不在於結果選出了誰，而在於通過選舉表達了不同的聲音，正是這種定期的不同聲音的表達保證了當現任領導不能勝任或者有更能勝任的人出現的時候，現狀就改變了。在中國農村，在一個小的社區內，不可避免的一個現象是，人治的光輝經常能夠掩蓋了保守的法治。但是，我們不能據此否認法治的功能，當然，我們也不能因為民主的意識形態就一定要選出新人從而剝奪人治能夠起到的作用。我們既要看到北孫村這樣的現實是好的，也要看到人治很難持續可靠，法治仍然是很重要的；村民自治重要的在於法治程式，而不在於選舉的結果。在我們推廣法治的時候，既要避免法治無用論，也要避免法治的意識形態化。
當然，北孫村可能也存在問題，這樣的治理模式可能出的問題通常是民主選舉起不到作用，變成一場政績的表演。也正因如此，在權威治理的模式下，更要重視民主法治的建設。
許志永/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