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亞傑對巴甫洛夫的條件反射學說提出新的看法，也基於他主客體的雙向建構理論。皮亞傑深刻地指出，在心理學中運用條件反射學說，走的仍然是舊的傳統的道路，因為它對有機體本身在形成條件反射過程中的主動性仍然是估計不足的。沒有主動性也就沒有內在的穩定性，也就是說沒有內在的結構。皮亞傑衝破了巴甫洛夫學說的某些束縛，在心理學領域內獨樹一幟。就其最一般的狀態而論，皮亞傑研究心理活動的方法可以稱之為“系統結構分析方法”。皮亞傑又指出，在運用系統結構分析方法時，就其本身而言，是不可能成為科學地說明現象的完備工具的，只有通過研究事物發生的條件和結構發展的規律，才可能說明它們的機能作用的本質和規律性。因而皮亞傑提出了關於發生學方法是指導心理學研究的方法論原理的論點。他強調了系統結構分析方法與發生學方法兩者必然的不可分性，於是，又概括這兩種分析心理的研究方法為“結構發生法”。這種“結構發生法”，是與所謂“沒有結構的發生過程”和“沒有發生過程的結構”那樣兩種理論所持的方法相對立的。前者如斯賓塞、泰恩、李播等聯想主義理論和當代美國的一些理論就是“沒有結構的發生過程的”理論。在斯賓塞等人看來，聯想的發生、發展現象並不是一種穩定的系統，而是一些離散個體處於經常變動之中的結合；“沒有發生過程的結構”理論，代表人物是生物學中的魏斯曼主義、心理學中的胡塞爾學派和格式塔理論的信奉者。持這種理論者企圖研究現象的結構而不揭示現象的發生過程。皮亞傑針對兩種理論的弊端，而 綜合出“結構發生法”。
皮亞傑也非常重視認識的中介作用。他說：“如果從一開始就既不存在一個認識論意義上的主體，也不存在作為客體而存在的客體，又不存在固定不變的中介物，那么，認識的頭一個問題就將是關於這些中介物的建構問題：這些中介物作為身體本身和外界事物之間的接觸點，開始循著由外部和內部所給予的兩個互相補充的方向發展，對主客體的任何妥當的詳細說明正是依賴於中介物的這種雙重的逐步建構。” （皮亞傑《發生認識論原理》第21-22頁，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
申論的寫作和其他文體的寫作一樣，是人類社會一種特有的、自覺的行為和意志行動。是“認識—反映活動”在文字信息傳播中的體現。任何寫作活動都必須要有寫作的主體和客體，兩者之間形成對象性觀照。正如照鏡子，人照鏡子，鏡子中的影像也影響人的情緒、感情和聯想思索。凡是和寫作主體形成對象性觀照的事物，凡是為寫作主體所感知、所思慮、所表達、所描述、所議論、所說明的對象，都是寫作的客體。申論提供的材料絕大多數是取自媒體報導的事實材料，它們就是申論寫作活動中的客體，是這種客體引發申論寫作者的具體寫作行為。應試者讀原材料時，通過感受、理解和建構，顯現文本意義，也是申論寫作主體的精神世界在該文本中的對象化。同時，原文提供的材料只有經過寫作主體的感知、認識、理解、歸納、加工、發揮，才能構成文章。
一方面要看到，應試者是“資料”和問題的受動者，他不能撇開原材料，不能撇開卷子上提出的問題另外進行宿構性的寫作，去談一些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無論是“拎”（歸納）、“析”（分析）、“策”（對策）、“申”（引申），都應該緊緊圍繞原材料來進行。應試者要懂得“磨刀不誤砍柴工”的道理，認真閱讀材料，緊扣材料答題，無論概括主題、陳述看法，還是提出對策、引申議論，都應該圍繞試卷給定的材料，就給定材料和從中概括出的主要問題及其解決方案進行闡述和論證，不能信馬游疆，天馬行空，脫離給定資料，任意發揮。另一方面又應當看到，申論的寫作客體主要是觸發寫作動機和欲望的誘因，它在寫作實踐活動中只是媒介、外因或條件，而寫作主體的思想、感情等內在因素，才是胚胎、內因或根據。因此，寫作主體在寫作中起著主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