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對“四風”問題產生的根源分析
市發改委班子在“四風”方面存在的問題，主要原因是班子和班子成員的理想信念、黨性修養、宗旨意識有所鬆動，尤其是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三個自信”和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個“總開關”問題沒有解決好，距市委“三嚴三實”（這是習總書記提出的，這樣提可以嗎？）的要求還有一定差距。
（一）政治理論學習不深入，思想精神上“缺鈣”。班子成員沒有把加強政治理論學習作為一項嚴肅的政治任務來看待，對改造主觀世界的重要性、緊迫性、必要性認識不到位，習慣於靠主觀主義、“經驗主義”推動工作，內心深處還存在以事務工作代替政治學習和黨性鍛鍊的思想，學習缺乏自覺性、缺乏“擠時間”和持之以恆的精神，有時間就多學點，忙了就少學點，急用時就突擊學一點，學習不深、不透、不全、不系統。放鬆政治理論學習，缺乏理論武裝，精神“補鈣”不足，就難以做到“三個自信”，難以站在政治的高度、全局的高度、戰略的高度來分析問題、研判形勢、解決問題，對中省和市委、市政府的重大決策理解執行上就會有偏差，工作中也就難以有較強的原則性、預見性和創造性。黨內政治生活的標準也不高，黨內生活的政治性、原則性、戰鬥性都有所減弱，對個別同志的錯誤思想和言論抵制、糾正不力，存在好人主義傾向。
（二）黨性鍛鍊不嚴格，管理上失之過寬。對照“理論理想、黨紀黨章、民心民生、先輩先進”四面鏡子，市發改委班子及成員在修身律己、做人做事上，距“三嚴三實”要求還有差距，沒有高標準地落實好黨要管黨、從嚴治黨的任務要求，沒有完全擺脫人情、關係、面子等世俗觀念的影響，有當“老好人”，不願“傷面子”現象，不能積極、經常地開展黨內思想鬥爭，沒有把批評與自我批評作為黨性鍛鍊的有力武器使用好。參加黨內民主生活會，相互表揚多，自我批評、互相批評少，堅持原則、追求真理、修正錯誤的態度不夠堅決，距延安整風精神的要求差距還比較大。對日常工作、生活、紀律上存在的個別問題，缺乏大膽指出的勇氣，缺少有效溝通、商量解決的辦法，沒有及時提醒和糾正，用“一團和氣”掩蓋了思想作風上這樣那樣的問題，久而久之，也使班子在堅持黨性原則、堅持從嚴管理上日漸鬆懈，給許多工作的科學有效開展帶來不利影響。
（三）宗旨意識淡化，民眾感情有所疏遠。雖然班子成員多從基層成長起來或有基層工作經歷，在“我是誰、為了誰、依靠誰”的問題上說起來很清楚，但由於長期在領導崗位上工作，不知不覺有所鬆懈。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意識不那么強了，實際工作中有時把部門利益放在了前面，忘記了“公僕”的身份，有時甚至還產生特權思想。因此，撲下身子向基層民眾學習的誠意和姿態少了，不唯上、不唯書，只為民、只為實的精神不足，問政於民、問需於民、問計於民和解民憂、解民怨、解民困意識有所淡化，在踐行民眾路線、樹立民眾觀點上就會出現偏差，在服務民眾、造福民眾的態度、力度和效果上就打了折扣。由於發改委掌握的項目和資金資源相對有限，與人民民眾的需求和期盼不相適應，在優選項目時一味按政策、按規定篩選項目，公開公示的透明度不夠、操作還不夠規範，難以妥善處理好各方矛盾。
（四）擔當精神不強，工作激情不足。面對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諸多困難，特別是一些長期積累的矛盾和硬傷，無論是班子集體還是成員，漸漸產生了與其“引火燒身”、不如求穩守成的心態。銳氣日漸消退，為自己考慮多了，敢闖敢幹敢擔當的精氣神就少了。根本原因是缺少了黨的事業第一、民眾利益第一的責任，缺少了面對矛盾和危機敢於挺身亮劍的勇氣，缺少了焦裕祿、牛玉儒（商洛的典型有加上最好，省市表彰的都行）等先進模範那種“一心為了民眾、一心為了事業”的奉獻精神，特別是距總書記提出的“以昂揚的精神狀態和優良作風，帶領廣大民眾迎難而上、銳意改革、攻克時艱”的要求還有較大差距。認真反思，當前一些工作落實難、難落實，與工作擔當不夠、精神狀態不佳有著直接關係。
（五）艱苦奮鬥作風減退，節儉意識不強。艱苦奮鬥的勁頭不足，無形中產生了優越感，對工作生活待遇的追求隨物質生活的改善“水漲船高”。對抵制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重視不夠，抓得不夠及時有力。正是由於思想認識上的“弦”鬆了，導致了艱苦奮鬥作風上的不嚴謹、節儉辦事上的不嚴格，對偶爾出現的一些奢侈浪費現象和這樣那樣的問題，也都抱著“見怪不怪”、“可以原諒”的心態，這也是導致“四風”方面問題的一個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