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傳統與現代結合。中華傳統文化有著舉世聞名的濃厚積澱，一經與現代文明、現代意識有機結合，就煥發出勃勃生機。中國大學在自己的建設發展過程中，注意優秀傳統的總結與積累，以形成自己的傳統精神，尤其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教育思想，直接影響著中國大學精神的培養。但是，優秀傳統文化不是大學精神的全部，而以現代科學、民主、倫理精神為核心的現代精神，則是大學精神發展的另一個重要方向。大學的天職是傳播知識，發展科學技術，培養高素質人才。因此科學精神必然成為大學精神的基本要素。社會主義民主對現代人而言，更是一種精神生活方式、精神品格和精神特徵。大學生活中的民主精神，其外在表現就是自覺尊重集體的行為，就是齊抓共管的團隊合作，就是公正、公平與競爭等。現代倫理精神是時代精神的主格調之一，也是大學現代精神高品位追求的重要方面，它一方面表現為師生員工個體的良心良知，另一方面表現為在踐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中個體自覺的義務和責任。 第四、求實與求新互應。大學精神中的“求實”內容，是指師生員工為實現辦學宗旨和人才培養目標，在日常行為中所體現的面向實際、注重實效、堅持實幹的勤奮務實精神。它是一所學校克難奮進、不斷向前發展的動力，也是推進師生員工認認真真乾好每一件事，一步一個腳印地走向奮鬥目標的內驅力。與“求實”相伴始終、相輔相成的是學校的“求新”精神。所謂“求新”，就是創新，通過創新觀念的樹立，創新思維的養成、創新能力的增強這三個層面，結合學校整體建設、發展與改革實際，營造培養創新精神的氛圍。
大學精神不是人為設定的，也不是哪位校長或大師頭腦中的理念產物。它是介乎理性與情感之間的一個範疇，它的形成是多重因素長期相互撞擊和融匯的結果。一般來說，一所大學的“精神”同這所大學獨特的歷史、地理、文化環境有密切關聯，是國家意向同社會(國內外)流行趨勢相互衝突與融合的結果，校長與大師對大學精神的影響重大，但學生(特別是那些學生中的精英)也對大學精神的形成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一般而言，大學精神的培育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激發廣大師生做“歷史主人”的責任感和自豪感。任何一所大學，都有一個從小到大和從弱到強的發展過程，而這個過程無不凝聚著一代代辦學人的智慧和血汗，所以校史本身就是一部精神史、思想史。引導廣大師生樹立“歷史主人”的責任感和自豪感，真正做到以校為家，以學校的事業為自己的事業，學校的發展就獲得了強大的精神動力，久而久之，自然就創造出了學校的傳統精神。
二、發掘辦學特色和營造獨特的校園文化氛圍。所謂學校特色，是指一所學校獨有的、區別於其他學校的辦學個性，是最為突出、具有典型意義、顯示巨大社會效益的校園魅力。這種校園魅力的升華，往往集中地體現在一所大學的精神。同樣，校園文化作為大學精神的土壤，其特色決定著播什麼種，開什麼花，結什麼果，其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在這種文化氛圍薰陶下培養出的人才具備什麼特點。
三、將傳統文化中的積極因素貫穿於育人理念之中。育人是大學的根本使命，中國傳統的育人觀念中有許多積極因素需要我們去發掘、繼承並予以創新，融於新的大學精神之中。許多大學把優秀文化傳統作為自己大學精神的根，培之以現代文明的土壤，正是希望將傳統文化中的積極因素貫穿於育人理念，以長出屬於自己的精神之樹。(作者系湖北大學校長)
《中國教育報》2004年11月15日 女大學生被殺案再次敲響家教安全警鐘 董智永 犯罪分子以請家教為名，將女大學生騙到自己的租住地殘忍殺害，並向其家人敲詐勒索。河北石家莊警方經過近3個月的偵查，行程數千里，終於在近日將殺人兇手抓獲。辦案民警提醒，大學生做家教一定要提高安全防範意識。 7月17日晚，石家莊一男子向警方報案，稱他的女兒王某是河北某高校二年級學生，暑假在家，當日外出做家教。後來接到一個電話，說綁架了王某，向其索要2萬元，並威脅不準報警，否則後果自己考慮。石家莊市公安部門迅速展開偵查，於7月19日在新華區一出租院落內發現了王某的屍體。經技術鑑定，王某系窒息而死，屬於被人故意殺死。租住戶內蒙古赤峰人楊聰被確定為重大犯罪嫌疑人
。 這起女大學生被殺案引起河北省各級領導重視，抓捕犯罪嫌疑人成為辦案民警的首要任務。根據線索，特偵組的辦案民警輾轉於赤峰、太原、德州、天津、大連、保定等城市，最後於10月16日晚在保定將楊聰抓獲。
據楊聰交代，他1997年到石家莊打工，後在石家莊交了個女朋友，因自己條件不好遭到女方父母的反對。他為了讓女朋友過上好日子，想弄錢買房子，於是策劃了這起綁架人質案件。7月17日，楊聰按照廣告上的聯繫方法給王某打電話，稱自己有個10歲的孩子並邀請其到家裡來看看。當天王某獨自到他租住的院子後，發現情形不對想離開，被楊聰殘忍殺害，並用王某的小靈通多次給王某家裡打電話要2萬元錢，揚言不給就“撕票”。後來發現警方正在抓他，遂倉惶出逃。
辦案民警介紹，類似的案件過去就發生過，這起案件再次為大學生家教安全敲響警鐘。許多大學生做家教時很少考慮安全問題，有時候想都不想就隨便跟陌生人走，去陌生的或者偏僻的地方。民警建議大學生應該有一個類似家教協會的組織，對請家教的人要查驗有效身份證件。第一次上門可以幾個同學一起去，查看對方家庭情況。尤其是女大學生，最好和男同學一起去。如果遇到不法之徒，一定要巧妙周鏇，最好不要和歹徒發生激烈的正面衝突，以尋找逃脫的機會。 《中國教育報》2004年10月23日 大學生高消費令人擔憂 教育界呼籲理性理財 2004年11月15日 14:00:42 鄭 妍 中國大學生節節攀升的花費，給不習慣說“不”的家長們增加了沉重的負擔。教育界人士指出，理性消費應走進大學校園。如今在中國不少高校，電腦、手機、CD、MP3、電子詞典被稱為大學生的“五件武器”。與此同時，不少大學生開始覺得台式機太笨重，把眼光瞄向了筆記本電腦。記者採訪了解到，天津大學某班竟有十幾個同學購買了對普通家庭來說價格不菲的筆記本電腦。 手機在校園裡的普及率也很高，幾乎是人手一機，不少大學生還擁有幾部手機，分別用來和不同的人聯繫。據了解，很多學生盲目跟隨潮流，為買手機“打腫臉充胖子”，給家庭帶來不必要的經濟負擔。 種類繁多的宴會，目前在大學生消費中屢見不鮮。今天我做東，明天你埋單，生日，老鄉聚會，同學造訪……各種名目繁多的理由讓人應接不暇。不少人礙於情面，一邊輾轉於各大小飯局，一邊卻為下月的生活費沒著落而苦惱不已。 愛情消費在大學裡也不是一個小數字。許多大學生告訴記者，如今的愛情絕非免費的紅花、綠葉便能打發，許多情侶，特別是一些男生為了愛一擲千金，導致債務纏身。“老同學聚餐150元，請室友吃飯200元，買禮品送女朋友200多元，馬上要到的聖誕節還要再花200元……”這是一名大二學生列出的11月份額外開銷明細賬。天津師範大學中文系一位老師告訴記者，很多外地學生在家信中，頻頻“告急”索款。而遠在家鄉的父母並不了解孩子如此奢侈的消費，只得節衣縮食，甚至借貸度日，以滿足子女的物質要求。 教育界人士指出，各高校應加強超前消費的風險意識教育，開展消費道德及理財教育，在校園內形成良好環境，幫助大學生合理、適度消費。學生應當把精力更多地集中在學業上，不必過分追求物質享受，學會對超前消費說“不”。
摘自 新華網 -------------------------------------------------------------------------------- 中國科學院 楊福家
復旦大學已成立90多年，在90年校慶的時候，學校占地1500畝，與醫學院合併後增加了300畝，現在又一下子擴展到6500畝，面積翻了幾倍。不僅是復旦，附近還有很多這樣的例子，如南京的仙林大學城等。據報導，目前中國一共有50個大學城在建造。再看看國外的情況，著名的哈佛大學有360年的歷史，到現在為止一共占地2300畝；諾丁漢大學也建立了100多年，到現在其面積不過是目前復旦大學所有面積的一半。難道由於今年第一季度國家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了43％，高校就也要對此趨之若鶩嗎?如果擴建有利於我們建成一流大學倒也無妨，但是我認為這與一流毫無關係。那么要這些房子乾什麼呢?要這么大的面積乾什麼呢? 今年年初，北大、清華校長都在人大、政協會議上表示，本來定好2024年、2024年成為一流大學，現在看來，要推遲了。《人民日報》記者曾經來問我怎么回事，我很難回答。因為世界上10年成名的學校並不算少，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上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成立8年都沒有得到教育部門認可，但是在第8年結束的時候它得到了世界的認可!中歐雖然是個國小校，但它的EMBA、MBA、高級經理培訓班連續3年都列入了同類學校的世界100強之內，所以它能一下子得到世界的認可。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為什麼10年之內能成為世界一流的?不是因為它的房子好，而是因為它第一筆4500萬歐元資金全部用在“人”上面了，以人為本是要體現在具體行動上的。諾丁漢大學去年拿了兩個諾貝爾獎，政府基金會就多給了該校相當於10億元人民幣的英鎊，學校領導在討論怎么用這個錢時，沒有一個人提出要造房子，最後是用在吸引世界上的100位傑出人才到學校上。2000年因為導電塑膠工作獲諾貝爾獎的艾倫·麥克迪爾米德不久前在北京作報告時講過一句非常精彩的話：“一所大學的質量並不取決於它所擁有的教學大樓，也不取決於它的實驗室和圖書館，雖然這些都很重要，但決定科學研究水平高低的關鍵在人。一般來說，即使有風景如畫的校園、汗牛充棟的圖書館、裝備精良的實驗室，但要是不能將最優秀的師資和一流的學生吸引到這些建築物中來，那只能是金玉其表。”因此，我一再強調——科學研究在人，人是第一位的。 （文見《中國高教研究》2004年第9期 -------------------------------------------------------------------------------- 我們為什麼需要信仰？
何光滬 我們的人心，有太長的時間片面地偏向理智，即狹義的而不是廣義的理性。其結果，是忽略了良心或良知、公平或正義、創造性或博大的愛心。
信仰是超越對象的，可以有不同的名稱，信仰的精神狀態，卻決定著文明的興衰、 民族的浮沉。 著名作家梁曉聲在中央電視台講過一段經歷：他在美國時，有一次要橫穿馬路，紅燈亮了，但左右兩邊並沒有汽車，他身邊有位老太太也照章停下，安安靜靜地等候綠燈。他問了老太太一句："現在沒有汽車，為什麼不走過去？"老人回答說："也許，我們身後那棟房子裡，會有一個小孩正在看街景。如果他看見我們走過去，以後照我們的樣子橫穿馬路，也許就會出事。" 這個回答，聽起來有點出乎意外。在我們這裡通常的思考方式是：要不要違反規則？首先，是看看對自己是不是有利，如果有利，看見自己既無危險，又可以搶時間，就"忘了"規則；其次，是看看自己會不會被發現，如果看見了紅燈卻看不見警察，又相信此處沒有隱藏的監視器，於是就"大膽地往前走"了。 當這種心理狀態成為"正常"之後，連基本的是非也會被顛倒過來。例如，梁曉聲講的經歷還有"後話"：他回國後，有一次在路口紅燈面前停車，但是左右兩邊都無來車。他後面的車一輛接一輛"勇往直前"闖紅燈，繞過他身邊時還衝著他大罵："(你神經有)毛病！" ——交通的狀況是中國社會狀況的一個縮影。前幾天《檢察日報》報導，一位清潔工人拾到幾千元錢上交之後，因為付不起孩子的學費而向親戚朋友借錢，那些本來真心答應過幫忙的親友，卻都翻了臉，認為拾金不昧再來借錢也是"有毛病"！
正如在一個遍地垃圾的地方，要堅持不扔垃圾是很難的，在好行為被視為"不正常"的環境下，要堅持與"常人"不同的好行為也很難。
要把全國變成一個使人不忍心"扔垃圾"的地方，就要淨化全民的道德"環境"。一方面，道德的最低要求應與法律連線(如在一些西方國家，"見死不救"屬於犯法)；另一方面，道德的最高境界則與信仰相關(傳統文明基本如此，但在現代，宗教"修行"只屬自願)。 前一方面是說，道德環境的淨化，需要確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則；而這類法治原則的確立，又需要政治體制的改革。因此可以說，中國精神的重構，關鍵在政治改革，基礎在人心提升。 後一方面是說，道德環境的提升，不僅需要法律制度的支撐，而且需要精神信仰的指引。依靠"他律"的法律尚且需要某種信仰(對法律原則的內心服膺)，依靠"自律"的道德就更是如此了。因為人心的自我約束常常軟弱無力，在傳統禮俗衰亡而法治觀念薄弱的條件下，"人心惟危"的狀況必然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