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還指出，公報雖沒有直接提及給予農民土地轉讓權，但提出了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經濟學家們表示，給予農村居民更多財產權利可能有助於提高農業生產的效率，使農民可以自行出讓土地使用權，遷入城市定居。
中國的未來將取決於改革能否成功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徐瑾在解讀《公報》時認為，縱然《公報》方案不一定讓每一個人都滿意，但而目標是明確的，未來方向是進一步深化改革，市場的地位也得更多重視。全文提到“改革”59次，對比之下，xx屆三中全會中公報中出現了31次，xx屆三中全會公報出現了26次，本次“改革”出現的頻率已經超過上兩屆的總和。“改革”一詞歷經十年兩屆三中全會的變化，不僅僅說明高層改革的決心，也呈現了公眾對於改革的期待日益加大，而改革呼聲越高之際，或許也正說明改革改革阻力越大。
也正因此，《公報》中提到了設立兩個機構：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與國家安全委員會，其中改革領導小組“負責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督促落實”。這算是會議亮點之一，使得人們聯想起重設八十年代體制改革委員會的呼聲；體改委在當年被視為超然利益改革促進改革的機制。熟悉中國制度的對於“小組”這一特色形式必然不會陌生，它事實上是中國政治變化的重要權力推手。值得注意的是，當年體改委是國務院下屬機構，而此次設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看起來隸屬中共中央。
也正因此，本次會議透露另一個信息在於，未來中國改革不僅仍將深化，而且將會呈現權力向中央收緊的趨勢。
站在大時代來看，中央與地方之間收權與放權的關係也是中國經濟重要維度，經濟上的分權導致地方競爭以及市場分割成為經濟一大特色。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地方競爭曾經是中國增長奇蹟的動力之一，這也源自分權的激勵，無論體現為財政還是晉升；但伴隨著地方政府的發展熱情以及逐利本能缺乏有效約束，其行為模式與以投資驅動發展的經濟模式過度嵌入藕合，最終使得不少地方政府由當地市場的維護者異化為一個重要參與者，地方競爭也有演變為築底競爭之嫌。
地方政府的經濟活力在過去被極大釋放，同時對其約束問題也在過去十年面臨極大考驗，而要進一步發展，必須約束各級政府的“閒不住的手”，進一步給市場放權，只有如此也才可能真正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以此觀之，權力向中央的集中並非無的放矢。
更進一步，當前一方面需要約束地方政府而收權，但也另一方面也必須鼓勵政府更多創新，尤其是對於市場的“讓權”。收權以推進改革，放權以擴展市場，其間的微妙平衡與緊張互動該如何把握？這將是中國故事的重要戲碼。
目前公報只是施政方向，而路線圖仍舊有待細化，比如此前熱議的二胎、戶籍等政策利好暫時沒有明確，具體議程以及相關詮釋必然成為下階段的焦點。目前一種共識在於，進一步的改革必然涉及到對政府自身的改革。歷史上，這是一個難題，如何能夠依賴各部門、各個地方政府、各個官員對自己“壯士斷腕”呢？《公報》給出的路線圖是強化中央的領導，強化頂層設計。的確，如果執行的改革發展政策能夠得到民眾的支持，則來自頂層的強有力的推進可能是有效的方式，以排除可能有的阻力。歷史上，來自最高層強力推進而獲得成功的改革早有先例，遠的如商鞅變法、俄羅斯彼得大帝改革，近的如普京執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