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教授還說：十幾年前中國人品茶不講究，實際上工藝製作也是很粗糙。就說自己上大學時提水吧，“鹿”牌水壺提把鋒利無比，自己提四把水壺從28號到32號樓，走一趟手痛的就像狗咬了一樣。 “我就不相信無產階級大手怎么就那么遲鈍，怎么就能造出那樣害人的水壺，你們真的麻木了嗎？”
我們姑且不說水壺的質量問題，也不說曹教授缺乏勞動鍛鍊，單就他的上述言論判斷，愚以為曹教授對“無產階級專政”和“工人階級是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缺乏了解，甚至不理解。用鐵水壺是“大煉鋼鐵”的成果展示，而那時的工人階級都是沒有文化的勞動者，他們能創造出一些像樣的產品來已經是破天荒了；在知識分子都是“臭老九”的時代，讓那些只知道蠻幹的工人追求精湛，讓那些目不識丁的人講求審美，就相當於把斷臂的維納斯拿給老農看，把《春江花月夜》彈給一個音盲聽，那不是難為人家嗎？
在審美這方面，曹教授還多次說：自己在日本的陶瓷店轉悠時很難過，幾乎是汗顏。日本的陶器工藝很精美，日本人的手感怎么就那么好？人家的工藝製作分寸感怎么就掌握的那么精準？而中國作為瓷器大國，工藝製作技術竟然衰敗到無法形容的地步；他說自己在海淀區買十個碗，挑來挑去還是不規則，回家後使用了一段時間，卻發現餐桌表面上滿是疤痕，自己只好在磨刀石上磨平了碗底再用。“改革怎么就那么糟糕？如果說在日本陶瓷店看到的工藝是異邦人對祖國的汗顏，而在我家發生的事情就是後人對前人的汗顏。”
他還說，記得自己在裝修陽台時請了三個湖北木匠，其中一個師傅拿著一把鑿子什麼空眼都用，完全不考慮大小粗細；而日本人幹活什麼工具都有。有位師傅給玻璃抹膩子時劃破了手竟然沒有感覺。不知道的人看了還以為是兇殺案呢。
有憂患意識，這是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應該具備的素質。但是曹教授上述言論顯然有點“長他人志氣，滅自家威風”的漢奸嫌疑。而浙江大學的鄭強教授也是一個學貫四海，才滿天下的人。他到處講學似乎沒有讚美過西洋人的才華；而且，一個普通的民用瓷碗，你要那么精細美妙難道做擺設嗎？日本人的工藝精湛，為什麼世界人卻看好中國的陶瓷器業呢？
其三，中國的作家很少像我一樣講美學，當代的中國文學作品沒有幾篇有審美感的，只能找魯迅的作品。
我們知道，藝術美是指各種藝術作品所顯現的美。藝術美作為美的一種形態，它是藝術家創造性勞動的產物。藝術家的創作活動作為一種精神生產活動，從本質上說，也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定向化活動。因此，藝術美也就是人的本質力量在藝術作品中通過藝術形象的感性顯現。是指存在於一切藝術作品中的美，是藝術家按照一定的審美目標、審美實踐要求和審美理想的指引，根據美的規律所創造的一種綜合美。
改革開放，我們兼容並收世界各種文化和精神財富，在這種大轉型期文學作品自然要與時俱進，作品的審美情趣就不單是為一部分人而設立。愚以為不是中國當代沒有審美文學作品出現，而是網路信息等便利條件打破了常規以書本為契機的閱讀習慣；真正喜歡文學作品或者懂得鑑賞的人，誰會相信曹教授說中國當代沒有審美價值的文學作品呢？
令人費解的是，曹教授以為中國新時期作品大都是廁所文學，“這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奇觀”。他說有部電影寫一個人找另一個人辦事，被找的人尿急了去街頭上廁所，等的人等急了也去陪著撒尿，那聲音好響亮；而《百年孤獨》的作者馬爾加斯也寫過一個老人的尿尿，“但人家表現的是生命的衰老無法阻擋，我不知道中國的電影要表現什麼？”難道這個電影表現的不是一種辦事拖沓扯皮怪相嗎？同一內容，不同的表現形式，中國的電影怎么就不如人家了？
其四，美在中國文學界是非常矯情，非常做作的文字。
我們知道，任何一種文學作品都具備虛擬性。民俗不同，文化底蘊不同，欣賞水平和生活習慣不同，作品的審美情趣也不同。但曹教授卻把審美和思想聯繫起來，說什麼“美的力量絕不亞於思想的力量，美在世界上最有殺傷力的。”他說，一個人想死，黨支部派人怎么做思想工作都無效，但是他面前突然出現了一道美景，一位美女，一幅美畫，他就有可能活下來，而這正是美的力量讓他活下來的；記得《戰爭與和平》裡面描寫主人公安德烈受傷在戰場上，萬念俱灰，只有一死了，但他仰望天空又活下來了。“這不是祖國的概念，政治制度概念，而是天空叢林，也就是莊子說的天地之大的魅力。”
曹教授列舉的這兩個例子實在很荒謬。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如果一個人從思想情感方面都感化不了，而讓一種景觀感動，那這種人起碼神經不正常，起碼缺乏分辨好壞的能力，起碼缺乏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