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五，中國人喜歡附庸風雅，卻沒有自己的審美情調。
應該說，沒有模仿就沒有創新。附庸風雅本身就是一種模仿。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一個人的能力有大小，我們附庸了對方，吸其精華，除其糟粕。揚長避短，發展自己。有什麼不對？曹教授一邊說中國人喜歡附庸風雅，另一邊又說中國人矯情做作。這種前茅後盾的語言，反映了曹教授的模糊邏輯。不信諸君請看：
“一個人，一個民族的真正風雅都是從附庸來的，如第一次穿西服就是附庸行為，日本大臣鼓勵日本女人和西洋人睡覺改變人種就是一種附庸維新風雅。美在中國文學界是個矯情做作的字眼，誰講風雅誰就附庸風雅，誰談崇高誰虛偽，誰談美學誰矯情。日本因為明治維新使自己的國家真正發達，而中國不附庸風雅險些喪國”
顯而易見，別人可以附庸風雅，中國人不行；別人的文學可以虛情假意，中國的文學卻不行。其實，我們只要懂得附庸風雅的真正含義，曹教授的上述言論就回不攻自破。但曹教授卻還振振有詞地說：
“審美和情調是有聯繫的，培養學生有情調，跟培養知識思想一樣重要，作為一個人，一個完整的人，情調是非常重要的，但今天的老師並不是有這樣的意識的，教數學化學等都應該講美學，我們需要把學生培養成有知識有思想，同樣是有情調的人，在共和國教育領域裡面，我們不能沒有這個維度”
實際上，真、善、美理應成為審視學校教育的三個基本價值尺度。“真”使人具有智慧，“善”叫人享有幸福，“美”則讓人擁有自由。然而，“智育重要，德育次要，美育不要”，卻是我國中國小教育的不爭事實。原因很簡單：中國小學生身體、思想、知識等還都不成熟，專門設立美學課就有點大材小用無的放矢了，但我們把美學的意念貫穿於德育教育中，讓未成年人在接受做人教育的同時接受審美薰陶，何罪之有？更何況，素質教育強調了教學不單是教書，還要育人。曹教授身在天子腳下，為北大教授，卻說現在的教師沒有審美情調，不注重教授美學。試問曹教授，中國小教師開展什麼樣教學才有審美情調呢？
難道是莊老的玄學？黑格爾的哲學？梵谷的意象派？卡夫卡的意識流？抑或是物理學中的核聚變？袁隆平的雜交水稻？
其六，中國是一個很有教養的國家，現在變得很沒有教養。
自古以來，中國就是個禮儀之邦。凡是接受過儒家思想教育的中國人，沒有一個是不懂得文質彬彬的。曹教授這樣說，實際上也反映了西洋文化對漢文化的滲透，外來思想對儒家思想的衝擊。我們提倡拿來主義，就免不了有良莠混雜，但我們挑選了精髓，形成自己的東西，有什麼不好？可曹教授卻說：
“中國很多人把醜和髒混為一談，文學作品寫的不是醜而是髒，把虛偽和假混為一談”。
他舉例說，中國的餐廳總是很喧鬧，外國人卻很文雅；中國的很多人行為很粗鄙，外國人卻很斯文；外國人簽字文質彬彬，中國人卻開懷敞胸。
實際上，民俗不同，意識觀念也不同；國情不同，教育模式也不一樣。如果說醜是一種行為表現，那么髒就是一種心靈反應。我們的文學作品如果不從人的心靈深處挖掘，單從表面形式上做文章，那還要文學乾什麼？要說虛偽就是假的代名詞未嘗不可，曹教授怎么就能把這兩者嚴密地區分開來呢？
一言以蔽之曰，尊重別人就是尊重自己。中國人一貫崇尚虛懷若谷，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曹教授的演講那么目空一切，那么信口雌黃，那么夜郎自大，那么看不到生活的亮點，那么不從正面談“培養學生的文學美感”；實在是有失北大教授的名分，實在是讓有理智的人所不齒，實在是貽笑大方。索性曹教授認準了在中國小校不懂事的孩子跟前瘋嘴；否則，在其他公開場合面對成人說這番話，恐怕激起的不剛是民怨，更多的應該是扔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