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個具有文化包容性和文化多樣性的國家才可能成為文化強國。凡強健的文化都是自信的，而充滿自信的文化又都是多元的、寬容的、開放的。一個文化大國既要保持社會核心價值的普遍認同，也要保障文化多樣性的開放空間。唐代的中國可稱得上是文化強國，那時的中華文明對世界特別是對亞洲具有重大影響。絲綢之路將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等源源不斷地輸向中亞和歐洲，同時大量被稱為“西域胡人”的外國人來到中國的長安、洛陽等城市。各國使節來長安進貢、朝見，讓長安成為胡商、胡僧、胡姬們的集聚之地。來自異域的龜茲樂、天竺樂、西涼樂、高昌樂，融入中土的雅樂、古樂，成為盛唐之音。
多種族多文化多階層共存，相互間的文化差異和利益衝突既是刺激競爭的催化劑，更會轉化為文化融合和文化創新的不竭動力。文化多樣性體現了各種文化群體適應外部世界和改變生活境況的能力，而文化包容性則體現了多種文化群體和文化觀念多元共存的要求和可能性，二者是培育人類創造力的最好溫床。一部人類文明史表明，多元文化是文化發展和文化創新的策源地。每一種文化都具有解釋世界和處理與世界關係的獨特方式，各種文化共同構成了人類文化的寶庫。文化創造力的強弱與多元文化的頻繁交流、密切互動緊緊相連，在一個封閉的系統中不可能產生偉大的創造。
制度創新是文化發展的推動力
眾所周知，符合國家和人民長遠利益的、遵循文化發展內在規律的文化體制，對於文化的科學發展、健康發展，對於“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至關重要。全會明確提出了加快推進文化體制改革和文化創新的要求，這實際上是提出了建設文化強國的制度變革和創新的要求。
一個公開透明的文化體制，是文化活動、文化創造必要的制度保障。而符合文化發展客觀規律的法律、法規的建立健全和嚴肅執行，是這一制度的基礎。在一個法制不健全、辦事無規則的制度環境下，文化界乃至全民族的文化創造活力必然會受到抑制，國家的文化建設、人民的精神生活必然會遭受消極影響。
一個寬鬆自由的文化活動空間，是文化創造、文化發展的必要條件。文化創造過程是一種複雜的精神生產過程，特別需要發揮個人的創造精神。歷史證明，文化活動空間的大小與文化發展的規模、程度和水平成正比。由此來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文化領域的各種制度變革和制度創新，其目的都是為文化活動、文化創造、文化發展開拓更加廣闊的制度空間。一個懂得尊重思想和文化的民族，才會誕生出偉大的思想和偉大的文化。
一個符合文化自身內在特點、內在價值和內在規律的文化體制是文化強國的制度基礎。若是在理論和實踐上取消文化的獨立價值，那么在制度上也必然無視文化制度的內在特點和內在規律。在這種情況下，文化很難得到健康發展。曾經有一段時間，由於過於強調文化的意識形態屬性和宣傳教化功能，片面將文化視為階級鬥爭的工具和政治的工具，嚴重影響了文化功能的全面發揮。改革開放以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確立的大背景下，文化本來所具有的經濟屬性和產業屬性被重新發現。隨著文化體制改革的步步深入，我國的文化生產力更是得到了空前解放。但同時，也出現了過於強調文化的消費娛樂功能，將文化僅僅當作獲取經濟利益的工具和手段的傾向。歷史告訴我們，文化雖然兼具政治功能和經濟功能，但這些功能都不是文化的核心功能和根本功能。文化的核心價值和根本功能應該是豐富人的精神世界，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為社會生活建立意義系統和價值系統，從而推動社會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一個好的文化管理體制，應該既有利於保障公民文化權利、促進全民族文化創新，又有利於文化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同時還有利於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提升。
總之，改革就是要推動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當代中國的改革發展，始終以制度變革和制度創新為主線。制度變革和制度創新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同時也是文化發展的重要推動力。文化強國建設需要一個與之相匹配的制度基礎。
（作者繫上海社科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