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清王鳴盛於十七史商榷中言：“宏所采亦云博矣，乃竟少有出范書外者，然則諸書精實之語，范氏摭拾已盡。”這就是說，范書是諸家後漢書的總結性之作，要想弄清東漢歷史，只要有范書就足夠了，而包括袁宏後漢紀在內的其他諸家後漢書，已沒有什麼參考價值。這一觀點確實代表了不少學者的看法。但是事實並非如此。
范書博大精深，許多成就確非袁宏後漢紀所能企及。但是袁紀一則早成於范書五十多年，不少方面更接近於原始材料，因而史料價值不僅不低於范書，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要高於范書。二則袁紀的精實之語，也並非全被范書所吸取，“其中多有范氏所刪取而不盡錄者 ”，往往可以訂正范書的謬誤和補充范書的不足。
如魯丕舉賢良方正對策、尚敏陳廣學校疏、張衡和馬融的陽嘉二年京師地震對策、朱寵與鄭凱論潁川士人，以及明、章二帝的某些詔文，均不見於范書。其他與范書各有詳略的情況則更多。如卷二十引朱穆奏記中有一段范書即失載，其文曰：“河內一郡，嘗調縑素綺縠才八萬餘匹，今乃十五萬匹。官無見錢，皆出於民。民多流亡，皆虛張戶口，戶口既少，而無貲者多，當復割剝，公賦重斂。”對了解東漢中期統治者的橫徵暴斂及其惡果很有幫助。
再如馬續補撰班固漢書七表及天文志之事，有關佛與佛學思想在漢時傳播的情況，有關朱寵生平和鄧禹子鄧股的事跡，均賴袁紀而得以保存下來。
此外，袁紀（一）可以訂正范書的時間之誤，如建武十一年光武帝幸南陽的月份、建寧元年九月朱瑀盜發竇武奏疏的日子，通鑑都舍范書而從袁紀。（二）可以訂正范書地名之誤，如和帝系葬於順陵而非慎陵，劉攽即據袁紀以糾正范書及李賢注的錯誤。（三）可以訂正范書諡號之誤，如舂陵考侯當是孝侯之誤。（四）可以訂正范書姓名之誤，如寒朗當作寋朗。（五）可以訂正范書職稱之誤，如樂松非任中常侍而是侍中。（六）可以訂正范書史實之誤，如田況非敗於赤眉，而是赤眉戰敗，不得不轉入青州。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正如王銓所說的那樣，“讀荀袁之紀，如未嘗有班范之書；讀班范之書，亦如未嘗有荀袁之紀也。各以所存，自達於後也”。范袁二書各有其不可泯滅的史料價值，不可有所偏廢。清惠棟後漢書補註之所以能取得較大成就，就與大量利用袁紀的材料以考訂范書有關。
不僅如此，袁紀還保存了東觀記天文志、五行志及西域傳佚文十五條，華嶠書之論四條。既讓我們能更多地窺知這些佚書的原貌，也推翻四庫館臣關於東觀記天文志已全闕的舊說。
無怪劉知幾曰：“世言漢中興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這一書一紀，相得益彰，以袁紀配范書，符合事實，絕非溢美之辭。
顯而易見，袁宏後漢紀這座有待進一步發掘的史料寶庫，是研究秦漢史必不可少的重要典籍。
三
後漢紀在史學上也頗具特色，有所創新。
首先，袁宏在荀悅“通比其事，例系年月”寫作方法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為“言行趣舍；各以類書” 的撰述方法，以達到“觀其名跡，想見其人”的目的。
袁宏的“類書”，歸納起來有以下二種形式：
其一，把某人的某一品德，因類舉事，末尾概括為“某某皆此類也”的品題式結語。如寫王丹，則曰“ 其高抗不屈皆此類也”；寫朱暉，則曰“其信義慎終皆此類也”；寫樂恢，則曰“其不念舊惡，恥交進趣，皆此類也”；寫周舉，則曰“其公亮不撓皆此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