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漢紀》光武皇帝紀卷第六

 

七年(辛卯、三一)
春正月丙申,詔天下繫囚非殊死者,一切勿治。
是時海內新安,民得休息,皆樂吏職而勸農桑,風俗和同,人自修飾。上惟王莽偽薄之化,思有以改其弊,於是黜虛華,進淳樸,聽言觀行,明試以功,名實不相冒,而能否彰矣。又念前世,園陵太盛,王侯吏人,轉相仿競。乃下詔曰:“世俗不以厚〔葬〕(薄)為鄙陋〔一〕,富者過奢,貧者殫財,刑法不能禁〔二〕,禮義不能止,倉卒以來,乃知其咎。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薄葬送終之義。”

〔一〕 據果親王校而改。

〔二〕 “刑”原作“形”,據黃本逕改。

癸亥晦,日有蝕之〔一〕。詔曰:“陰陽錯謬,日月薄蝕。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其赦天下。公卿百寮,各上封事,無有所諱,舉賢良方正各一人。”〔二〕於是馮衍上書陳事:一曰顯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修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祿秩,八曰撫邊境〔三〕。書奏,上將召見之。後以讒不得入。

〔一〕 此系重文,當刪。詳見下文之注。

〔二〕 范書此詔乃夏四月壬午所下,此段及袁宏曰皆當移置“眾不染於辭”之後。

〔三〕 馮衍上此書,范書本傳作建武六年事。

袁宏曰:夫讒之為害,天下之患也。闇主則理固然矣,賢君而讒言不絕者,豈不哀哉!夫人君之情,不能太形於外。夫好惡是非之情形於外,則愛憎毀譽之變應於事矣。故因其所好而進之,因其所惡而退之,因其所是而美之,因其所非而疾之。惡而於無嫌之地,而人主不必悟者,讒人之所資也。夫讒人之心,非專在傷物,處之不以忠信,其言多害也。何以知其然?夫欲合主之情,必務求其所欲。所惡者一人,所害者萬物,故其毀傷,不亦眾乎?若夫聲色喜怒之際,虛實利害之間,以微售其言,焉可數哉?是以古之明君,知視聽之所屬,不能不關於物也;知一己之明,不能不滯於情也。求忠信之人,而置之左右,故好惡是非之情,未嘗宣於外,而愛憎毀譽之言,無由而至矣。

〔三〕(二)月癸亥晦,日有蝕之〔一〕。是時宰相多以功舉,官人率由舊恩,天子勤吏治,俗頗苛刻,因是變也。

〔一〕 按二月癸巳晦,三月乃癸亥晦,續漢五行志正作“三月”,范書亦同,故據以改。又前文正月亦有“癸亥晦,日有食之”七字。按正月甲子晦,紀文亦不合,明系錯簡重出。

太中大夫鄭興上疏曰:“臣聞‘國無政,不用善,則取謫於日月之□,故政不可不慎也。其道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一〕,此應變之要也。昔在帝堯,洪水滔天,帝求俾乂〔二〕,岳曰‘ 鯀哉’。帝知鯀不可,然猶屈己之是,從岳之非,重違眾也。昔齊桓公避亂於莒,鮑叔從焉;既反國,鮑叔舉管仲,桓公從之,遂立九合之功。晉文公奔翟,從者五人;既得晉國,將謀元帥,趙衰以□谷為閱禮樂,敦詩書,使將中軍,而五子下之,故能伏彊楚於城濮,納天子於王城。今兗職有闕,朝論輒議功臣。功臣用,則鮑、趙之舉息矣。願陛下上師陶唐,下覽齊晉,以成屈己從眾之德,以濟群臣舉善之美。臣聞上竭聰明,則下懼其罪。故日者君象也,月者臣象也。君威亢急,則臣道迫促。願陛下留神寬恕,以崇柔克之德。”不從。

〔一〕 出昭公七年左傳晉士文伯之語。

〔二〕 書堯典作“有能俾乂”。俾,使也;乂,治也。所求乃能治水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