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把時代相近而德行類似的人放在一起寫。如卷五類書嚴光、周黨、王霸、逢萌等所謂隱士；卷十一類書江革、毛義、薛苞等所謂孝子；卷十九類書任峻、蘇章、陳琦、吳佑、第五訪等所謂良二千石；卷二十二類書徐稚、姜肱、袁閬、韋著、李曇等所謂五處士。
而在卷二十二中，袁宏於敘述郭泰事跡的同時，涉及仇香、袁閎、黃憲、茅容、魏昭、孟敏、左原、黃元艾、賈子序等多人，文末概括以“其弘明善惡皆此類也”，“其善誘皆此類也”，接著又進一步類書與泰齊名的仇香、黃憲、陳寔三名士。於此袁宏合二形式為一，全文長達四千餘字，所敘人物一個個活龍活現，頗有傳神之筆。
自然上述方法處理得當，可以開拓編年史體的容量，使作者認為足以為法式的言行，更為集中地表達出來，給讀者以強烈的感染。然而用之過度，則亦往往造成體例的不純，連綴而出的名人小傳，使編年史的特點為之減色。而袁宏喜歡品題人物，這種誇誇其談的名士作風，也使他所推崇的人物偶象化、概念化，常由此導致寫作的失敗。於是，“類書”的成功也就與失敗相伴隨，既矛盾而又不可分割地反映在他的後漢紀中。
其次，袁紀詳略有體，重點突出。他分別以八卷和六卷的篇幅敘述了東漢始建國和漢末紛亂的歷史。兩個時期各有眾多的人物登場，事件也千頭萬緒，錯雜紛紜。而袁宏宛如一個傑出的導演，把眾多的人物和複雜的事件安排得井井有條，真正做到事繁而不亂，文約而不漏，其駕馭史料的能力令人驚嘆。其中關於赤壁之戰的描述，主要通過周瑜、諸葛亮、孫權三人的慷慨陳辭，展現了三位政治家的非凡膽略和遠見卓識，最終以“ 曹操與周瑜戰於赤壁，操師大敗”一句收尾，文字洗鍊，語言生動，寓大戰勝負於談笑縱論之中，袁宏的文才於此得到高度的發揮。它為司馬光寫赤壁之戰，提供了良好的先例。
這二部分是袁紀的精華所在，也是最堪補正范書不足之所在。
再則，袁紀很注重論贊，全書之論總計五十五條（包括所引華嶠論四條），最長的達一千零三十四字，最短的四十一字，一般都在三百字上下，總計約一萬七千字左右，占全書篇幅的十二分之一，為歷來史書所僅見。
固然，袁宏之論以名教觀為核心，多迂腐陳舊之說，是魏晉士族腐朽世界觀的一個縮影。劉知幾批評他 “務飾玄言，玉卮無當”，可謂一針見血！與荀悅尚能從經濟方面探求動亂之由，還知道重民務實相比較，他的名教觀可以說毫不足取。
但是，凡事不可一概而論，撇開其名教觀，其中也間有佳篇。
如袁宏紀卷二十二論風俗變遷，上下縱貫近千年，筆勢放縱，較客觀地反映了從春秋至漢末之風俗變遷的概貌。被後人推崇的范曄黨錮列傳序，其中兩漢風俗部分，實取資於袁紀。
另外，如他肯定學術分歧，自古已然，天下之事，不必相襲，主張諸子百家，各存其說，不必強求整齊劃一，並提出“道明其本，儒言其用”的觀點，也非一般俗儒所能言及。又如他指斥讖緯之虛妄，還借用賈誼之言，主張禮制非天之所設，乃人之所為，不修則壞，損益宜隨時，其強調人為的作用和順應時代而改革的看法，無疑是可取的。同時他又主張神道設教，在非人力所能解難釋疑的時候，當藉助鬼神的力量來應變適會。他說：“神實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者也。”可見，袁宏並不把神看作是一種值得敬畏而不可捉摸的東西，他更強調人的作用，把神道作為人道的必不可少的輔助手段，比起迷戀天人感應及圖緯讖記的神學家來，袁宏更少一些迷信色彩，更多一點實用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