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卷四十六 志第二十七

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十一月，上封事者言，乞放二稅戶為良。省臣欲取公牒可憑者為準，參知政事移剌履謂：“憑驗真偽難明，凡契丹奴婢今後所生者悉為良，見有者則不得典賣，如此則三十年後奴皆為良，而民且不病焉。”上以履言未當，令再議。省奏謂不拘括則訟終不絕，遂遣大興府治中烏古孫仲和、侍御史范楫分括北京路及中都路二稅戶，凡無憑驗，其主自言之者及因通檢而知之者，其稅半輸官，半輸主，而有憑驗者悉放為良。明昌元年正月，上封事者言：“自古以農桑為本，今商賈之外又有佛、老與他游食，浮費百倍。農歲不登，流殍相望，此末作傷農者多故也。”上乃下令，禁自披剃為僧、道者。是歲，奏天下戶六百九十三萬九千，口四千五百四十四萬七千九百，而粟止五千二百二十六萬一千餘石，除官兵二年之費，余驗口計之，口月食五斗，可為四十四日之食。上曰：“蓄積不多，是力農者少故也。其集百官，議所以使民務本廣儲之道，以聞。”六月，奏北京等路所免二稅戶，凡一千七百餘戶，萬三千九百餘口，此後為良為驅，皆從已斷為定。明昌六年二月，上謂宰臣曰：“凡言女直進士，不須稱女直字。卿等誤作迴避女直、契丹語，非也。今如分別戶民，則女直言本戶，漢戶及契丹，余謂之雜戶。”明昌六年十二月，奏天下女直、契丹、漢戶七百二十二萬三千四百，口四千八百四十九萬四百，物力錢二百六十萬四千七百四十二貫。泰和七年六月，敕，中物力戶，有役則多逃避，有司令以次戶代之，事畢則復業，以致大損不逃之戶。令省臣詳議。宰臣奏：“舊制太輕。”遂命課役全戶逃者徒二年，賞告者錢五萬。先逃者以百日內自首，免罪。如實銷乏者，內從御史台，外從按察司，體究免之。十二月，奏天下戶七百六十八萬四千四百三十八，口四千五百八十一萬六千七十九。(戶增於大定二十七年一百六十二萬三千七百一十五，口增八百八十二萬七千六十五)。此金版籍之極盛也。

及衛紹王之時，軍旅不息，宣宗立而南遷，死徙之餘，所在為虛矣。戶口日耗，軍費日急，賦斂繁重，皆仰給於河南，民不堪命，率棄廬田，相繼亡去。及屢降詔招復業者，免其歲之租，然以國用乏竭，逃者之租皆令居者代出，以故多不敢還。興定元年十二月，宣宗欲懸賞募人捕亡戶，而復慮騷動，遂命依已降詔書，已免債逋，更招一月，違而不來者然後捕獲治罪，而以所遺地賜人。四年，省臣奏：“河南以歲飢而賦役不息，所亡戶令有司招之，至明年三月不復業者，論如律。”時河壖為疆，烽鞞屢警，故集慶軍節度使溫迪罕達言：“亳州戶舊六萬，自南遷以來，不勝調發，相繼逃去，所存者曾無十一，碭山下邑，野無居民矣！”

通檢推排

通檢，即《周禮》大司徒三年一大比，各登其鄉之眾寡、六畜、車輦，辨物行征之制也。金自國初占籍之後，至大定四年，承正隆師旅之餘，民之貧富變更，賦役不均，世宗下詔曰：“粵自國初，有司常行大比，於今四十年矣。正隆時，兵役並興，調發無度，富者今貧不能自存，版籍所無者今為富室而猶倖免。是用遣信臣泰寧軍節度使張弘信等十三人，分路通檢天下物力而差定之，以革前弊，俾元元無不均之嘆，以稱朕意。凡規措條理，命尚書省畫一以行。”又命：“凡監戶事產，除官所撥賜之外，余凡置到百姓有稅田宅。皆在通檢之數。”時諸使往往以苛酷多得物力為功，弘信檢山東州縣尤為酷暴，棣州防禦使完顏永元面責之曰：“朝廷以正隆後差調不均，故命使者均之。今乃殘暴，妄加民產業數倍，一有來申訴者，則血肉淋離，甚者即殞杖下，此何理也？”弘信不能對，故惟棣州稍平。五年，有司奏諸路通檢不均，詔再以戶口多寡、貧富輕重，適中定之。既而，又定通檢地土等第稅法。十五年九月，上以天下物力，自通檢以來十餘年，貧富變易，賦調輕重不均，遣濟南尹梁肅等二十六人，分路推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