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卷八十四 志第六十

二十年三月，季馴將去，條上辨惑者六事，力言河不兩行，新河不當開，支渠不當浚。又著書曰河防一覽，大旨在築堤障河，束水歸漕；築堰障淮，逼淮注黃。以清刷濁，沙隨水去。合則流急，急則蕩滌而河深；分則流緩，緩則停滯而沙積。上流既急，則海口自辟而無待於開。其治堤之法，有縷堤以束其流，有遙堤以寬其勢，有滾水壩以泄其怒。法甚詳，言甚辯。然當是時，水勢橫潰，徐、泗、淮、揚間無歲不受患，祖陵被水。季馴謂當自消，已而不驗。於是季馴言詘，而分黃導淮之議由此起矣。

貞觀抵泗州言：“臣謁祖陵，見泗城如水上浮盂，盂中之水復滿。祖陵自神路至三橋、丹墀，無一不被水。且高堰危如累卵，又高、寶隱禍也。今欲泄淮，當以辟海口積沙為第一義。然泄淮不若殺黃，而殺黃於淮流之既合，不若殺於未合。但殺於既合者與運無妨，殺於未合者與運稍礙。別標本，究利害，必當殺於未合之先。至於廣入海之途，則自鮑家口、黃家營至魚溝、金城左右，地勢頗下，似當因而利導之。”貞觀又會應龍及總漕陳於陛等言：“淮、黃同趨者惟海，而淮之由黃達海者惟清口。自海沙開浚無期，因而河身日高；自河流倒灌無已，因而清口日塞。以致淮水上浸祖陵，漫及高、寶，而興、泰運堤亦衝決矣。今議辟清口沙，且分黃河之流於清口上流十里地，去口不遠，不至為運道梗。分於上，複合於下，則沖海之力專。合必於草灣之下，恐其復沖正河，為淮城患也。塞鮑家口、黃家營二決，恐橫衝新河，散溢無歸。兩岸俱堤，則東北清、沭、海、安窪下地不虞潰決。計費凡三十六萬有奇。若海口之塞，則潮汐莫窺其涯，難施畚鍤。惟淮、黃合流東下，河身滌而漸深，海口刷而漸辟，亦事理之可必者。”帝悉從其請。乃議於清口上流北岸，開腰鋪支河達於草灣。

既而淮水自決張福堤。直隸巡按彭應參言：“祖陵度可無虞，且方東備倭警，宜暫停河工。”部議令河臣熟計。應龍、貞觀言：“為祖陵久遠計，支河實必不容已之工，請候明春倭警寧息舉行。”其事遂寢。

二十一年春，貞觀報命，議開歸、徐達小河口，以救徐、邳之溢；導濁河入小浮橋故道，以紓鎮口之患。下總河會官集議，未定。五月，大雨，河決單縣黃堌口，一由徐州出小浮橋，一由舊河達鎮口閘。邳城陷水中，高、寶諸湖堤決口無算。明年，湖堤盡築塞，而黃水大漲，清口沙墊，淮水不能東下，於是挾上源阜陵諸湖與山溪之水，暴浸祖陵，泗城淹沒。二十三年，又決高郵中堤及高家堰、高良澗，而水患益急矣。

先是，御史陳邦科言：“固堤束水未收刷沙之利，而反致衝決。法當用浚，其方有三。冬春水涸，令沿河淺夫乘時撈淺，則沙不停而去，一也。官民船往來，船尾悉系鈀犁，乘風搜滌，則沙不寧而去，二也。仿水磨、水碓之法，置為木機，乘水滾盪，則沙不留而去，三也。至淮必不可不會黃，故高堰斷不可棄。湖溢必傷堤，故周家橋潰處斷不可開。已棄之道必淤滿，故老黃河、草灣等處斷不可。”疏下所司議。戶部郎中華存禮則請復黃河故道，並浚草灣。而是時腰鋪猶未開，工部侍郎沈節甫言：“復黃河未可輕議，至諸策皆第補偏救弊而已，宜概停罷。”乃召應龍還工部，時二十二年九月也。

既而給事中吳應明言：“先因黃河遷徙無常，設遙、縷二堤束水歸漕，及水過沙停，河身日高，徐、邳以下居民盡在水底。今清口外則黃流阻遏，清口內則淤沙橫截，強河橫灌上流約百里許，淮水僅出沙上之浮流，而瀦蓄於盱、泗者遂為祖陵患矣。張貞觀所議腰鋪支河歸之草灣，或從清河南岸別開小河至駱家營、馬廠等地，出會大河，建閘啟閉，一遇運淺，即行此河，亦策之便者。”至治泗水，則有議開老子山，引淮水入江者。宜置閘以時啟閉，拆張福堤而堤清口，使河水無南向。部議下河漕諸臣會勘。直隸巡按牛應元因謁祖陵，目擊河患，繪圖以進，因上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