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卷八十四 志第六十

一魁復言：“歸仁在西北，泗州在東南，相距百九十里，中隔重岡疊嶂。且歸仁之北有白洋河、朱家溝、周家溝、胡家溝、小河口泄入運河，勢如建瓴，即無歸仁，祖陵無足慮。濁河淤墊，高出地上，曹、單間闊一二百丈，深二三丈，尚不免橫流，徐、邳間僅百丈，深止丈餘，徐西有淺至二三尺者，而夏、永、韓家道口至符離，河闊深視曹、單，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河流所棄，自古難復。且運河本籍山東諸泉，不資黃水，惟當仿正統間二洪南北口建閘之制，於鎮口之下，大浮橋之上，呂梁之下洪，邳州之沙坊，各建石閘，節宣汶、泗，而以小浮橋、沂河口二水助之，更於鎮口西築壩截黃，開唐家口而注之龍溝，會小浮橋入運，以杜灌淤鎮口之害，實萬全計也。”報可。

二十六年春，從楊光訓等議，撤鈇，命一魁兼管漕運。六月，召一魁掌部事，命劉東星為工部侍郎，總理河漕。

二十七年春，東星上言：“河自商、虞而下，由丁家道口抵韓家道口、趙家圈、石將軍廟、兩河口，出小浮橋下二洪，乃賈魯故道也。自元及我朝行之甚利。嘉靖三十七年北徙濁河，而此河遂淤。潘季馴議復開之，以工費浩繁而止。今河東決黃堌，由韓家道口至趙家圈百餘里，沖刷成河，即季馴議復之故道也。由趙家圈至兩河口，直接三仙台新渠，長僅四十里，募夫五萬浚之，逾月當竣，而大挑運河，小挑濁河，俱可節省。惟李吉口故道嘗挑復淤，去冬已挑數里，前功難棄，然至鎮口三百里而遙，不若趙家圈至兩河口四十里而近。況大浮橋已建閘蓄汶、泗之水，則鎮口濟運亦無藉黃流。”報可。十月，功成，加東星工部尚書，一魁及餘官賞賚有差。

初，給事中楊廷蘭因黃堌之決，請開泇河，給事中楊應文亦主其說。既而直隸巡按御史佴祺復言之。東星既開趙家圈，復采眾說，鑿泇河，以地多沙石，工未就而東星病。河既南徙，李吉口淤氵殿日高，北流遂絕，而趙家圈亦日就淤塞，徐、邳間三百里，河水尺餘，糧艘阻塞。

二十九年秋，工科給事中張問達疏論之。會開、歸大水，河漲商丘，決蕭家口，全河盡南注。河身變為平沙，商賈舟膠沙上。南岸蒙牆寺忽徙置北岸，商、虞多被淹沒，河勢盡趨東南，而黃堌斷流。河南巡撫曾如春以聞，曰：“此河徙，非決也。”問達復言：“蕭家口在黃堌上流，未有商舟不能行於蕭家口而能行於黃堌以東者，運艘大可慮。”帝從其言，方命東星勘議，而東星卒矣。問達復言：“運道之壞，一因黃堌口之決，不早杜塞；更因併力泇河，以致趙家圈淤塞斷流，河身日高，河水日淺，而蕭家口遂決，全河奔潰入淮，勢及陵寢。東星已逝，宜急補河臣，早定長策。”大學士沈一貫、給事中桂有根皆趣簡河臣。

御史高舉獻三策。請浚黃堌口以下舊河，引黃水注之東，遂塞黃堌口，而遏其南，俟舊河沖刷深，則並塞新決之口。其二則請開泇河及膠萊河，而言河漕不宜並於一人，當選擇分任其事。江北巡按御史吳崇禮則請自蒙牆寺西北黃河灣曲之所，開浚直河，引水東流。且浚李吉口至堅城集淤道三十餘里，而盡塞黃堌以南決口，使河流盡歸正漕。工部尚書一魁酌舉崇禮之議，以開直河、塞黃堌口、浚淤道為正策，而以泇河為旁策，膠萊為備策。帝命急挑舊河，塞決口，且兼挑泇河以備用。下山東撫按勘視膠萊河。

三十年春，一魁覆河撫如春疏言：“黃河勢趨邳、宿，請築汴堤自歸德至靈、虹，以障南徙。且疏小河口，使黃流盡歸之，則瀰漫自消，祖陵可無患。”帝喜納之。已而言者再疏攻一魁。帝以一魁不塞黃堌口，致沖祖陵，斥為民。復用崇禮議，分設河漕二臣，命如春為工部侍郎，總理河道。如春議開虞城王家口，挽全河東歸，須費六十萬。

三十一年春，山東巡撫黃克纘言：“王家口為蒙牆上源，上流既達，則下流不可旁泄，宜遂塞蒙牆口。”從之。時蒙牆決口廣八十餘丈，如春所開新河未及其半，塞而注之，慮不任受。有獻策者言：“河流既回，勢若雷霆，藉其勢沖之，淺者可深也。”如春遂令放水，水皆泥沙，流少緩，鏇淤。夏四月，水暴漲，沖魚、單、豐、沛間，如春以憂卒。乃命李化龍為工部侍郎，代其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