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全集》卷十二

答徐成之

承以朱、陸同異見詢，學術不明於世久矣，此正吾儕今日之所宜明辨者。細觀來教，則輿庵之主象山既失，而吾兄之主晦庵亦未為得也，是朱非陸，天下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吾兄之爭，輿庵亦豈能遽行其說乎？故仆以為二兄今日之論，正不必求騰。務求象山之所以非，晦庵之所以是，窮本極源，真有以見其幾微得失於毫忽之間。若明者之聽訟，其事之曲者，既有以辨其情之不得已；而辭之直者，復有以察其處之或未當。使受罪者得以伸其情，而獲伸者亦有所不得辭其責，則有以盡夫事理之公，即夫人心之安，而可以俟聖人於百世矣。今二兄之論，乃若出於求勝者。求勝則是動於氣也。動於氣，則於義理之正何啻千里，而又何是非之論乎！凡論古人得失，決不可以意度而懸斷之。今輿庵之論象山曰：“雖其專以尊德性為主，未免墮於禪學之虛空；而其持守端實，終不失為聖人之徒。若晦庵之一於道問學，則支離決裂，非復聖門誠意正心之學矣”。吾兄之論晦庵曰：“雖其專以道問學為主，未免失於俗學之支離，而其循序漸進，終不背於《大學》之訓。若象山之一於尊德性，則虛無寂滅，非復大學‘格物致知’之學矣”。夫既曰“尊德性”，則不可謂“墮於禪學之虛空”；“墮於禪學之虛空”，則不可謂之“尊德性”矣。既曰“道問學”，則不可謂“失於俗學之支離”；“失於俗學之支離”，則不可謂之“道問學”矣，二者之辯，間不容髮。然則二兄之論，皆未免於意度也。昔者子思之論學，蓋不下千百言，而括之以“尊德性而道問學”之一語。即如二兄之辯，一以“尊德性”為主，一以“道問學”為事，則是二者固皆未免於一偏，而是非之論尚未有所定也，烏得各持一是而遽以相非為乎？故仆顧二兄置心於公平正大之地，無務求勝。夫論學而務以求勝，豈所謂“尊德性”乎？豈所謂“道問學”乎？以某所見，非獨吾兄之非象山、輿庵之非晦庵皆失之非，而吾兄之是晦庵、輿庵之是象山，亦皆未得其所以是也。稍暇當面悉，姑務養心息辯，毋遽。

二

昨所奉答，適有遠客酬對紛紜，不暇細論。姑願二兄息未定之爭，各反究其所是者，必己所是已無絲髮之憾，而後可以及人之非。早來承教，乃為仆漫為含胡兩解之說，而細繹辭旨，若有以陰助輿庵而為之地者，讀之不覺失笑。曾為吾兄而亦有是言耶？仆嘗以為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動於有我，則此心已陷於邪僻，雖所論盡合於理，既已亡其本矣。嘗以是言於朋友之間，今吾兄乃云爾，敢不自反其殆陷於邪僻而弗覺也？求之反覆，而昨者所論實未嘗有是。則斯言也無乃吾兄之過歟？雖然，無是心而言之未盡於理，未得為無過也。仆敢自謂其言之已盡於理乎？請舉二兄之所是者以求正。

輿庵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為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意實欲體之於身。其亟所稱述以晦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為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為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為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狃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輿庵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

吾兄是晦庵，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為事”。然晦庵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為言雖未盡瑩，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為事？而又烏在其為支離者乎？ 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 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注釋考辯，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躐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至有敝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庵之自為，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庵，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