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元史》卷一百三十九·列傳第三十六

國家經費，皆取於民。世祖時，淮北內地，惟輸丁稅。鐵木迭兒為相，專務聚斂，遣使括勘兩淮、河南田土，重併科糧，又以兩準、荊襄沙磧作熟收征，徼名興利，農民流徙。臣等議：宜如舊制，只征丁稅，其括勘重並之糧，及沙磧不可田畝之稅，悉除之。

世祖之制：凡有田者悉役之，民田典賣，隨收入戶。鐵木迭兒為相，納江南諸寺賄賂，奏令僧人買民田者，免其賦役。臣等議：惟累朝所賜僧寺田及亡宋舊業，如舊制勿征，其僧道典買民田及民間所施產業，宜悉役之，著為令。

僧道出家，屏絕妻孥，蓋欲超出世表，是以國家優視，無所徭役，且處之官寺；宜清淨絕俗為心，誦經祝壽。比年僧道往往畜妻子。無異常人，如蔡道泰、班講主之徒，傷人逞欲、壞教乾刑者，何可勝數！俾奉祠典，豈不褻天瀆神！臣等議：僧道之畜妻子者，宜罪以舊制，罷遣為民。

賞功勸善，人主大柄，豈宜輕以與人。世祖臨御三十五年，左右之臣雖甚愛幸，未聞無功而給一賞者。比年賞賜泛濫，蓋因近侍之人，窺同天顏喜悅之際，或稱乏財無居，或稱嫁女娶婦，或以技物呈獻，殊無寸功小善，遞互奏請，要求賞賜回奉，奄有國家金銀珠玉，及斷沒人畜產業。似此無功受賞何以激勸，既傷財用，復啟幸門。臣等議：非有功勳勞效著明實跡，不宜加以賞賜，乞著為令。

臣所言，弒逆未討、奸惡未除、忠憤未雪、冤枉未理、政令不信、賞罰不公、賦役不均、財用不節、民怨神怒，皆足以感傷和氣。惟陛下裁擇，以答天意，消弭災變。

帝不從。珪復進曰：“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刑政失平，故天象應之。惟陛下矜察，允臣等議，乞悉行之。”帝終不能用。

未幾，珪病增劇，非扶掖不能行。有詔：常見免拜跪，賜小車，得乘至殿門下。帝開經筵，命右丞相旭邁傑與珪領之，進封蔡國公、知經筵事，別刻蔡國公印賜之。珪薦翰林學士吳澄等以備顧問，求去益力。二年夏，得請暫歸。

三年春，復遣使召珪。珪至，帝曰：“卿來時，民間合如？”珪奏：“真定、保定、河間民飢甚，朝廷雖振以粟帛，惠未及者十之五、六。”帝惻然，敕有司贍之。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經筵如故。帝見其贏甚，命養疾西山，繼行旨還家。

未幾，起珪商議中書省事，以疾不赴。四年，卒。

五子：景武，定遠大將軍、保定等路上萬戶，佩虎符；景魯，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景哲，僉河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景元，河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景丞，內政司丞。

天曆元年，紫荊關敗卒南走保定，沿途剽掠，景武與同知阿里沙率鄉民梃斃數百人。參知政事也先捏以兵至保定，執景武兄弟五人，盡殺之，籍其家。詔以珪女歸也先捏。延臣言：“保定萬戶張昌，其諸父景武等既受誅，宜罷所將兵，並奪其金虎符。”不許。

已而御史台言：“北兵奪紫荊關，官軍潰走，掠保定。本路官與故平章張珪子五人，率民擊官軍死。也先捏不先奏聞，輒擅殺官吏及珪五子。珪祖父三世為國勛臣，即使景武等有罪，珪之妻女又何罪焉？今既籍其家，又以其女妻也先捏，誠非國家待勛臣之意。”帝曰：“卿等言是也。詔中書還其所籍。御史台又論也先捏擅殺之罪，詔竄也先捏於南寧，聽珪女還家。

至順元年，帝以珪議立泰定帝，追怨之，又疑景武等附上都，復籍珪五子家資。

元統初，監察御史王文若奏：“珪祖父世巨積有勛烈，諸子橫罹戕害，官籍其家，且革正之，以為功臣之勸。”奏寢不報。

史臣曰：“張柔平河北，經略江淮有攻城野戰之功。宏范崖山之役，功成身歿，賞不酬勞。珪蹇蹇匪躬，稱為賢相。以三世之忠，不能庇其子孫，唏矣！景武兄弟既駢戮，又籍其家，失刑莫甚焉！蓋出於文宗之私憾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