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一年中，中國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系列公共關係危機。這種危機，就像傳染病一樣，從政府、企業、大學，到知名人士，無不波及。舉幾個大家都熟悉的例子:主流經濟學家張維迎提出對改革的“理性思考”，稱領導幹部是改革的最大受害者，理應得到補償，引起網民炮轟；任志強的只給富人蓋房論，使他變成了人們“最想打的人”；教育部官員提出“教育如衣論”，把上名牌大學比作高消費，致使輿論沸騰；接著，幾個大學要建高爾夫球場，甚至開高爾夫球的必修課，也引起公憤；當然，還有富士康起訴《第一財經日報》，稱該報對其在深圳的工廠逾時加班的報導失實，索賠3000萬元，並由法院凍結了記者的財產，引起強烈的媒體反彈，最後被迫放棄官司。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說2006年是公共危機年並不過分。
為什麼這些事情都出現在2006年？其實，並不是這些事情在過去不發生，而是其引起反響的方式和程度不同了。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公民在社會生活中開始扮演更大的角色，發出更大的聲音。可惜，許多人對新的現實缺乏準備，甚至不知所措，所以才引起了公共關係危機。從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兩個特點:第一，這些公關危機都是由當事人非常低級的錯誤所造成的；第二，大多數當事人事後仍然陷入一種自我抵賴的狀態，不承認自己的錯誤。
以張維迎論，說領導幹部是改革的最大受害者，首先是違反常識。經濟學家固然能夠用嚴格的經驗事實和數據挑戰常識，可他卻毫無以事實證明其命題的辦法。這種觸犯眾怒的言論能夠堂而皇之地出口，主要原因是他還生活在過去的時代。在那種時代，公眾輿論可以不顧，但乾什麼事情，與領導的關係要理順。可惜，在初步領教了公眾的力量後，他並不悔悟，搬出來“正確的觀點不需要投票”的理論，仿佛自己最有學術德操。但是他忘了，他不是在寫學術論文，而是在媒體上參與公共政策的討論，使命是說服大家擁護他所構想的改革。而公共政策的成敗，一大關鍵就看是否有公眾的支持。把自己弄成個過街老鼠，還怎么能推進自己的目標呢？
任志強則是這種自我抵賴的另一例。我說他在美國做不了生意，他很不服氣。其實，你看美國的大公司就明白，哪家總裁成了老百姓“最想打的人”後還能繼續做生意？任志強上了電視但因為節目的發展不如己意就拂袖而去，在美國你見過這樣的企業總裁嗎？他不僅是自我抵賴，而且對自己所引起的公共危機根本不當一回事。他當然有他的道理:他可以觸犯許多人後照樣存活。這只能說明我們的市場不健康，讓他這樣的人壟斷了過多的權力。同時，老百姓的一些基本權利尚未落實，他冒犯得起。但是，當公眾有了足夠的權利後，就會直接影響企業的生存環境。其實，變化已經發生了。他的一系列極端言論，引起的民憤太大。這些民憤，當然也對地方政府有壓力。從這個角度說，任志強的言論傷害的是本企業的利益，他在這方面是個不合格的總裁。如果是在美國，股東會立即投票讓他下台。《紐約時報》最近評論說，過去的企業總裁可以只盯著自己的經營數字，不管別的。現在，這樣的總裁只會失敗。好的總裁，必須是個政治家，知道怎么和公眾溝通。因為公眾可以塑造企業的市場，可以影響政府制定的直接涉及企業運營的政策環境。離開公眾，就沒有企業的良好表現。其實，這又豈止是企業？大學、政府乃至名流，什麼不是如此？
過去一提“公關”，腦子裡首先想起的是“公關小姐”，覺得這僅是個獻媚的職業。原因是權力的源泉在上不在下，不獻媚也沒有辦法。因此任志強版的直言秀，還被看成是難得的品德。但在主權在民的社會，權力的源泉在下不在上。從古雅典的政治家，到今日民主社會的公共人物，對下的“公關”成了基本的生存手段和政治操守。他們必須說服選民、陪審員、消費者。如今中國社會至少在一些領域已經向這個方向移行。那些說網路民意不是民意，說公共輿論非理性的人，代表的不是下對上的正直，而是上對下的傲慢。
我希望2007年不再是對公眾的崛起措手不及的一年，而是有更多的人逐漸學會和公眾溝通的一年。我希望大大小小的張維迎、任志強們不要再不把老百姓的智力當回事；希望他們最終能認識到:你不能把自己的理念用最簡單的語言表達出來，說服目不識丁的老百姓，那並不說明老百姓的素質低，而是你們自己水平太差。我希望看看，在這方面，2007年有多少人能夠及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