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者把一個虛構的歷史故事“惡搞”成一個“新聞報導”；後者則把一個真實的新聞事件“惡搞”成一幕京戲。
誇張，在這個發明了京劇的國度，一向是被運用得最多的表達手段。相當有趣的是，在戲劇理論大師布萊希特所說的，京戲的程式化動作具有奇妙的間離效果（有意識讓觀眾不要感情太投入），在現實中也有著同樣奇效。這可是從前沒想到的。
是的，我想說的是：在中國，還有多少職業需要頭戴鋼盔？
但這個命題並不能從這家醫院的表演中引伸出來。我們甚至不能在其行業本身引伸出還有多少家醫院需要鋼盔來武裝？雖然記憶好點的都知道醫患關係緊張在中國早就是普遍現象，而且這些年已經出現過很多血案。
按理，醫院的執業環境如果危如累卵到了需要頭戴鋼盔的地步，這家醫院應該報警才對吧。然而他們不，他們自己掏錢去購置了一批頭盔，以展示自己當下從事的工作多么“高危”。所以，比較靠譜的提問應該是這樣的：這家醫院的醫療人員頭戴鋼盔給誰看？
這與民工討薪被官媒蔑稱為“跳樓秀”要跳給誰看，是有相通之處的。
“跳樓”能解決問題么？為什麼不通過正當的、法律的途徑尋求解決問題？弱勢階層為了維護自身利益採取非常手段時，常常能聽到這種近乎“何不食肉糜”的弱智評論。
事實上，被許多人蔑稱的“跳樓秀”，與那家醫院集體頭戴鋼盔都是對自身處境的一種展示，一種表達，一種申訴。還根本沒有進入“解決”的層面，這種表達就是希望有人來解決。這種表達越誇張、越激烈，手法越是五花八門，那就意味著“解決”越困難，越無望。這些年有無數事實可以證明，無論是民工討薪，還是醫患衝突，都已經是全局性的棘手難題。
所以，“給誰看”的問題，是可以直接置換為另一個嚴肅的問題——即“問責”的問題，或是勞動仲裁（包括強制執行）、醫療事故鑑定（是否及時而公正）。
奇怪的是，處在社會最底層的民工討薪無門，也根本就不可能有心情作秀，卻被沒心沒肺的媒體蔑稱為“跳樓秀”、“自焚秀”，更荒唐的是某些城市甚至動議要予以法律嚴懲；那么相對於患者通常處於強勢的醫院把自己搞得如同兵營，“製造巨大的恐慌氣氛”又當何論？
一個相當可能的普遍評價就是“秀”，甚至就是“惡搞”。這正是流行的“秀”或者“惡搞”的概念可能產生的負作用，它遮蔽了許多嚴重的事實。
諸如，《無極》這部中國的超級爛片雖然不能娛樂大眾，但胡戈的惡搞卻娛樂了大眾，而結果卻是大家忘了一個具有普遍性的正題：中國的電影為什麼這么爛？深圳那家醫院，給人的印象也可能如此，它可能讓大多數人忽略了的醫患衝突的危機有多么嚴重。更不用說還有多少“高危職業”需要自備鋼盔，甚至防彈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