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動員和引導全社會的力量來實現經濟成長方式的轉變，是當前我國改革面臨的一項重要任務
雖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黨政領導就十分關注增長方式轉型的問題，“九五”(1996-2000)計畫又把增長方式從粗放到集約的轉變規定為一項基本目標。但是，我國的經濟成長方式並沒有轉變過來，依靠更多的物質資源投入仍舊是實現經濟成長的主要途徑。之所以如此，癥結就在於計畫經濟制度下行政配置資源的許多做法仍然嚴重地存在:各級政府仍然掌握著土地、信貸等基本資源的配置權力，行政定價使生產要素價格嚴重扭曲。所有這一切，都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難以得到發揮。
因此，要實現經濟成長方式轉變、落實科學發展觀，根本途徑在於毫不動搖地沿著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既定方向推進改革。當前，如何動員和引導全社會的力量來實現經濟成長方式的轉變，是我國改革面臨的一項重要任務。今年值得重點關注的領域，是繼續推進土地管理制度、能源和資源價格等方面的改革，進一步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大幅度強化市場機制在關鍵生產要素的配置中的作用，減少乃至徹底消除某些領域中生產要素價格因政府干預而形成的扭曲。
這些方面的改革如能取得較大進展，將會逐步改變企業和投資者、消費者面臨的市場信號和激勵機制，從而進一步動員和引導全社會的力量來實現經濟成長方式的轉變。
■在新階段我國改革所面臨的挑戰中，政府自身的改革是要害所在
當然，這樣的改革勢必涉及政府職能的轉換。今年，在我國的改革所面臨的種種挑戰中，政府自身的改革是要害所在。從建設和諧社會的戰略任務出發，政府改革的任務不僅是要減少和消除對資源配置和要素價格形成的行政干預，使市場機制有機會發揮基礎性作用，還有更艱巨的任務，這就是建設一個為市場機制提供支持的制度平台。沒有這樣一個制度平台，就很難擺脫規則扭曲、秩序混亂、權力干預市場交易等狀況。去年，我國在懲治腐敗的鬥爭中取得了一批重大案件的突破；今年的一個挑戰，是如何將個案的突破擴展為制度上的突破，在制度建設方面取得更大進展。
■良好的公共治理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一項最具稀缺性的公共產品；必須克服種種障礙，把建設民主法治國家的偉大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如果說對腐敗官員的懲治還只是對腐敗行為的事後應對，那么釜底抽薪之策就應當是建立法治。法治是一種現代市場經濟不可須臾分離的制度支撐。如果說早期市場經濟中，地方市場的人格化交換，還可以靠熟人之間的雙邊或多邊的信息渠道傳遞信用記錄信息來促使人們信守契約，那么，在現代範圍廣大的“生人市場”上的“非人格化交換”中，交易契約的執行，則主要靠第三方特別是正式法庭來保證了。所以，當我國市場交換突破了地方的範圍走向全國市場、甚至突破了國家的範圍走向全球市場後，法治的缺失就會造成市場失序、欺行霸市行為盛行的狀態。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所證明的，沒有民主法治條件下的透明性的保障，就無法建立起社會信用；而沒有社會信用，現代市場交易就無法進行。一些人為了在與陌生人的交易中避免被人欺詐魚肉或者進而欺詐魚肉他人，就會對掌權的官員進行所謂“勾兌”，“搞掂”這些官員為自己服務。這樣就會造成官商勾結、貪贓枉法等惡劣現象，使腐敗猖獗蔓延，侵蝕國家的機體。如果任其發展，我國經濟只能通向腐朽墮落的“權貴資本主義”或稱“官僚資本主義”，而不會通向能夠實現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目標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正是為了建設一個好的市場經濟，中共十五大和十六大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提升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大歷史任務。然而，應當承認，在過去十年中，根據十五大和十六大要求進行的建設民主法治國家的努力沒有取得預期的進展。由於我國缺乏法治的傳統和歷史文化積澱的慣性；由於對蘇聯式的傳統意識形態還沒有做系統的清理；還由於實行民主法治勢必對某些擁有不受制約的權力的政府官員的權力和利益造成損害，因而必然遇到障礙與阻力；我們法治國家和民主政治建設的步伐落後於大眾的預期和社會的實際需要，使良好的公共治理成為當前我國社會的一項最具稀缺性的公共產品。在從今年開始的新階段中，我們必須克服種種障礙，把建設民主法治國家的偉大事業推向前進。
■在有限的政府資源的約束之內，進一步強化、最佳化公共服務職能，以跟上社會需求不斷提高的步伐
在建設法治的過程中，政府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一方面，提供良好的公共治理這一極端重要的公共產品，本來就是政府的基本職責；另一方面，建設法治意味著政府權力部門“革自己的命”，要求把政府官員的權力限制在我國憲法和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的範圍之內，並要求他們盡職盡責，更好地為人民服務。沒有改革的自覺性，有些官員很容易變成改革的阻力和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