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計師責任限定模糊
嚴格依法維權並追究違規者責任，這是投資者的正當權利，也是規範市場發展的必然要求。但發人深思的是，在經歷了安然事件、安達信受牽連而消失、隨後又被監管部門平反等曲折後，公眾對審計師的責任限定，卻依然不夠清晰和客觀。
在安然事件中，很多人認定安達信審計師協助安然造假，休斯敦地方法院也判定安達信有罪，直接導致該會計師事務所垮台。然而，經美國證監部門幾年來詳細調查，並沒有證據表明安達信曾參與造假或審計失責，因此，在去年5月，美國最高聯邦法院推翻了對安達信的有罪判決。這在很大程度上還了安達信以清白，但卻無法讓這個會計師事務所起死回生。
最新的例子是科龍財務造假事件，上海市黃浦區法院4月5日決定，對科龍股東起訴德勤“不予受理”。財務造假的第一責任者是科龍電器，股東們不先起訴直接造假者，卻起訴為其提供審計服務的會計師事務所，這顯然是避重就輕。退一步說，科龍股東真要找審計師麻煩，也應在監管部門行政處罰之後，而該起訴遞交法院時，證監會尚未召開行政處罰聽證會。
審計師無權追查公司經營活動
這就涉及一些根本問題：審計師的職責究竟是什麼，審計師如何做獨立財務審計，外部的財務審計與公司的內部會計有何不同？一句話，審計師應當是起警示作用的“看門狗”，還是對維護經濟秩序負總責的“經濟警察”？
專業的解釋是，審計師應根據《獨立審計準則》審計公司的會計報表。審計師主要檢查公司的會計報表與財務總賬、明細賬、記賬憑證以及原始憑證是否相符合，而這又以原始憑證與經營事實一致為基矗就是說，作為獨立外部審計，審計師只能依據單據審數據，而無權按單據去清查公司的具體經營活動，如果一家上市公司的原始單據是假造的，審計師很難徹查。
那么，能不能讓審計師從原始單據入手，進一步追查公司具體經營活動？這樣的終極追查權，各國相關法規有幾乎一致的嚴格界定，即只有行政監管或執法部門才有權這樣做，而且還必須是在確認公司涉嫌重大違規後，方可依法行使。
作為一般的外部獨立財務審計，審計師無權追查公司的具體經營活動。更重要的是，這屬於事後審計，確保審計完全準確的手段通常是有限的。因為現在的公司規模巨大，審計師可以對財務賬、表、證進行抽樣審計。就是說，審計師不能保證未被抽查的會計資料中不存在任何差錯和舞弊，因而不能保證會計報表絕對準確、可靠，這種獨立審計的技術性偏差，與故意或合謀財務造假，顯然有著本質區別。
“看門狗”防不住內賊
隨著公司業務越來越複雜，以權責發生制為基礎的外部獨立審計，並不像老師改算術題那樣，能輕易分出對錯是非。特別是當公司蓄意舞弊、相關機構精心配合時，審計師要發現虛假財務報表就更難。比如，公司可以偽造財務原始憑證，銀行單據、庫存單據也可以偽造，再利用虛假身份虛設賬戶掩蓋資金往來，這就像管家瞞著主人勾結外人裡應外合做內賊，這時單純指望作為“看門狗”的審計師必須看好家，當然不切實際。
這就是說，按相關法規賦予的職責許可權，審計師可以儘量提高公司財務報表的可信度，對明顯有問題的地方要有“看門狗”式的警示。這與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的公開表態一致：他只是國有資產的“看門狗”。審計署審計長尚且不過如此，遑論外部獨立審計師？
把審計師稱為“經濟警察”的說法，實際上誇大了外部獨立審計的作用。審計師沒有、也不應擁有司法或行政權力，因此自然無法獲得堪與行政或司法機構比肩的信息資料。發現了問題不吱聲是審計失責，當然要依法懲處；但我們不能苛求外部審計師查出所有精心設計的財務欺詐。當發生財務欺詐，審計師要不要擔責、擔多大責才算公允，絕不能意氣用事，而要像中國證監會那樣，依法進行全面、仔細的調查、聽證，確保最終定責明確，處罰得當。
從這個意義上說，公眾需要適當降低對審計師不切實際的期望，要區分內部會計責任與外部審計責任，不能凡有虛假財務報表，必是外部獨立審計失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