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最早進入金融技術創新領域的華人之一，柯兆明至今為自己的過去感到自豪，“我當時在摩根大通做事，一個項目成功實施，每年產生的效益就有幾億美元，因為盤子大嘛，我管的部門總資產有2000億～3000億美元。”
但和梁公軍、雷鳴不同的是，柯兆明放棄原來的一切除了對於事業的理想，還有令他十分無奈、無法控制的因素。雖然當年能做到他那一級別的華人最多不超過二三十，但在華爾街的環境下，這基本上已經是華人事業的天花板。“美國人能給華人最高的職位就是比較偏技術的高級副總裁，大約相當於咱們國內四大銀行資深點的部門副總或者處長，再往上不可能了。我們都是給銀行賣苦力的。”
“賣苦力”讓柯兆明看不到未來，即便已經在美國打拚20多年，無法真正融入洋人圈子的失望感覺讓他選擇離開。2004年，他回國在中關村創辦瑞尼爾，想把美國用信息技術改變金融管理和經營方式的事業在國內重新開始。
即使柯兆明已經做好了足夠的心理準備去適應中國國情，但巨大的社會落差還是讓他有點接受不了。用20年時間在美國形成的所有工作經驗和經歷，讓他在國內仿佛成了一個夾在中美文化之間的“雙面膠”，最讓他難以置信的是，他這箇中國人已經連中國文化也搞不懂了。
原本目標明確，實施方案具體詳盡，在國內的環境下卻都變成不切實際，柯兆明發現用美國的思維和方式在中國拓展業務，根本無法實現。“大家從來沒想過，國內人喜歡扯皮。比如說本來一個月的時間就能做完的事，扯皮就給你扯三個月。”從柯兆明如今十分調侃的語氣里都不難讀出他當時對國內情況的莫名其妙。
本來在不惑之年，放下優越生活在親友反對聲中重新開始事業就承擔著比其他年輕創業者更大的壓力。對國內環境不適應的各種無所適從和各種迷茫，讓柯兆明剛回國時一度充滿抱怨和憤慨。他只能告訴自己：“這不過是第二次插隊。第一次插隊去美國，第二次插隊回中國。”
在美國時，艱難的時候柯兆明還在別人家外面的樓道里睡過10個月，“我睡覺，別人去衛生間，稀里嘩啦地從我旁邊過”。想一想在美國令人唏噓的遭遇，柯兆明反倒釋然了，變得更加平靜和淡定。
他迅速調整狀態，靜下心來逐漸了解環境，並因國情制宜，充分考慮各方面因素，根據環境特點來制定可操作的計畫和實施方案。“做事業比的就是耐心，還是不要抱怨，要去解決問題。我也確實找到了解決問題的方法，雖然苦點、累點、慢點，但是能找到。”
他以華爾街的思維方式慢慢打開了中國之門，用專業和誠懇打動別人。“銀行是我的客戶，但我從來不請他們吃飯、喝酒，我在尋找健康的力量，銀行里也有健康的人，他們願意和我合作。”打敗大諮詢公司、以專業素養吸引到工商銀行這樣的大客戶，如今對瑞尼爾來說已經不是什麼難事。
柯兆明不慌不忙地耕耘著自己的事業。“我給銀行上過300多堂課，金融系統幾萬多人聽過我演講，這應該算是成功吧？”
如今在柯兆明看來，過往的挫折、茫然、尷尬和現在的成功，都是浮雲。
他也不願意再用“放棄”或“堅持”這樣的字眼來形容和總結過去，他更願意用人生的酸甜苦辣鹹來定義所經歷過的種種。“本來就沒什麼堅持，這就跟吃飯、喝水一樣，都是人生的必然，我們到美國去，也是一個必然，甜酸苦辣都要嘗。人生就是這樣。所以是一個心態的問題。”
體制博弈如駱駝般強大
比起光線傳媒，不論是鮮果網、酷我音樂還是瑞尼爾，都是幸運的。至少，他們所面臨的困難還在可控範圍之內。而對於光線傳媒的王長田來說，他要面臨的已不單單是困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