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紅妝照汗青

也有人否定紅顏對吳三桂決策的意義，總覺得紅顏的分量與國家民族的命運比起來似乎太輕了。可惜歷史並不永遠都在追求重大價值的平衡。歷史是不可改變的，但不等於歷史總是必然的，重大歷史事件在演成結局之前，隱含著多種可能性，歷史只能實現一種可能性，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也是偶然的。否則，人就失去了任何主動性和創造性，包括惡的主動性，這就是吳三桂必須為沉痛的歷史結局負責的原因。“衝冠一怒為紅顏”在人類歷史上也並非絕無僅有，吳王夫差與西施的故事與此也有相似性，本詩多處用以比擬。尤其是本詩創作時，滿清的兇殘使漢民族經歷了空前的浩劫，吳三桂為虎作倀，罪責難逃。
這一段寫吳三桂在山海關大戰中戰勝歸來，文筆雄渾，場面壯闊，有開篇不凡、先聲奪人和片言居要、一語中的優點。但是僅此兩點，還不能稱之為謀篇成功，因為這是圓圓曲，此段卻大談吳三桂，如果與主題沒有重大聯繫，似有離題之嫌。梅村謀篇之妙，往往出人意料。此段的創作意圖在於以戰喻美，曲線歸宗，這是其謀篇的第三個成功之處，也是最重要的成功之處。
以美的影響表現美，是常見的藝術手法。以戰爭來表現美，卻是少見的。圓圓曲所以要在篇首大談山海關之戰，看似離題，其實是為了塑照渲染陳圓圓的美麗。除此段外，全詩描寫陳圓圓容貌的，就只有“宮娥擁入君王起”一句，這句的直接目的還是要聯繫西施故事。顯然作者自認為對這一必不可少的任務已經有所交代了。首段的效果是非常顯著的。試看，為了一個陳圓圓，十幾萬漢子拚死搏殺，其人之美，就只能想像了。山海關之戰，的確與爭奪陳圓圓有重大關係。吳三桂殺回山海關後，李自成放了吳襄，如果放了陳圓圓，山海關大戰或可避免。但李沒有這樣做，這就等於宣告，對於陳圓圓李軍是志在必得，兩家就打了起來。平心而論，吳三桂在此戰中的責任不是最大的，設若日後他目睹滿清獸行，能幡然悔悟，及時反正，人們還可以原諒他，可他為了榮華富貴，不遺餘力撲殺抗清勢力，直到兔死狗烹，才亮出反清旗號，已經太遲了。李軍搶了陳圓圓，逼反吳三桂，且不願歸還，固然是重大錯誤，但其最大錯誤還是沒有估計到滿清是潛在的敵人。追贓助餉等屬政略性錯誤，需要較長時間才見效果，而軍事變在須臾。李自成主力部隊分布陝西、湖廣、河南等地，在北京的軍隊不多，與清軍相比不占優勢。只有聯合吳三桂的關寧鐵騎，防禦滿清才能萬無一失。李自成調吳三桂南下，派降將唐通率八千兵馬防守山海關，實在令人難以理解。假如李軍能想到滿清是潛在的敵人，絕無此舉，甚至也不敢搶奪陳圓圓了。李自成的舉措實際上是把滿清當成友軍對待，此事如果只是李自成一相情願，那就太不可思議了。
據顧誠《南明史》載：甲申年正月，多爾袞聽說李自成已經占領陝西，便在正月二十七日派使者往陝北同大順軍聯絡，信中說：“大清國皇帝致書於西據明地之諸帥，茲者致書，欲與諸公協謀同力，並取中原，倘混一區宇，富貴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馳書使，傾懷以告，是誠至願也。”至於此後李滿關係如何，由於滿清善於篡改歷史，已無稽可考了。不過，李軍直到滿兵殺進己陣，才確信其為敵人。
九至四十二句是第二段，敘述陳圓圓歸吳三桂的過程。這一過程很長，一波三折，極具戲劇性。根據情節的變化，可分為四小段。
九至十二句是第一小段，寫吳陳初次相見。
上面提到的首段，其後半部分除文意之外，還承擔著建構情節結構的任務，要與後文巧妙地銜接。“電掃黃巾下黑山，哭罷君親再相見。”句很好地達成了這一目的。它借吳三桂之口說出，按照情節發展的自然順序，順勢推出吳陳相見的懸念，使讀者急於知曉相見的場面。可是，詩人並沒有順著自然時序敘述吳三桂如何奪回陳圓圓，與之重逢的情景，而是顛倒時序，描寫吳、陳二人的初次相見。這一情節變化時空差距巨大，轉換極為突然。使詩文敘事結構呈大開大闔、突兀跳蕩之勢，極大地加強了可讀性。這一轉換的相接處，第八句的末二字與第九句的首二字全同，都是“相見”，這種手法稱“頂針格”。具有平緩時序逆轉的突兀感和使音節圓轉順暢的功用。《圓圓曲》多處運用了“頂針格”，以此處最為吃緊。這一轉換，也使全詩的敘述，從吳三桂這條副線轉入主線，即陳圓圓事跡的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