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認知法學”，據說是一門通過對法官大腦認知過程的實驗性、科學性分析來探討司法推理過程對司法實踐產生影響的學問。不可否認，無論是“教義法學”還是“認知法學”，都有助於我們對法律本身和司法過程的科學研究，進而有助於中國法理學的科學化水平。然而，如果在法官的大腦中除了法律尚有其他更高的、非理性的、不可預期的權威存在，何以“科學”地揭示其“認知”過程對法律的影響?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趙汀陽曾說，指出錯的卻說不出對的，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通病。那么，對中國這樣現代國家仍待建設、法律體系亟待完善的國家來說，我們究竟需要何種法理學?
依筆者淺見，我們毋寧更需要一種“人文——法理學”，或曰“政治哲學化的法理學”，也就是一種具有人文關懷、特別是政治哲學關懷的法理學。它首先要把法律納入到中國現代轉型的大背景中探索和追問其政治哲學意義上的正當性基礎，然後通過政治哲學建構與社會——歷史分析的緊密結合，最終構建兼具“中國性”關懷和現代性精神的法理學原理。
這種法理學，至少包括如下研究課題：(1)對現時中國法律實踐的描述性分析和前瞻性評估，特別是評估轉型中國政治和社會——歷史條件影響法律運行的邏輯(如實踐中的“差序格局”對現代法治的制約等);(2)對中國法律文化傳統“創造性轉化”和“轉化性創造”的可能性進行深入研究(如“情理法”三位一體的法律文化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和“轉化性創造”等);(3)對中國接榫、吸納、轉化乃至超越現代性基本價值(如自由、平等、正義、民主等)的思想、文化資源進行法哲學、政治哲學分析;(4)對法治中國道路的建設性探討(如結合轉型中國的政治和社會——歷史條件，研究以相關思想、文化資源或制度安排替代或轉換“現代法律秩序”的猶太——基督教淵源等);(5)從法哲學和歷史社會學相結合的視角，對晚清(乃至宋明)以來中國現代轉型中的世界觀的變化進行歷史分析(考慮到現代社會的一大特質是“法制性統治”或法律秩序成為社會——政治秩序的表征，對中國的現代化來說，它其實意味著一種世界觀的歷史轉型，即從“天理世界觀”轉向“法理世界觀”，因此對這種世界觀的轉型進行研究實乃中國法理學的一大課題);(6)站在“通古今之變，化中西之道”的歷史高度，對繼“子學”、“經學”和“理學”之後中國道論思維的“法學”形態(法哲學形態)進行中西會通式的研究;(7)對“基於中國文化認同的法律理想圖景”進行法哲學、政治哲學研究，特別是以回應轉型中國“正當化壓力”和“文化認同危機”共存的歷史性難題為基本問題意識;(8)對兼具“中國性”關懷和現代性精神、涵蓋法律價值和法律制度並指導法律實踐的法理學原理進行實體性理論構建，等等。筆者近年來一直致力於“轉型法哲學”研究，正是沿著上述問題意識和理論擔當而展開的。
柯小剛教授曾言：我們這個時代尤其需要大氣象、大手筆來通古今之變、化中西之道。如果考慮到法哲學在現代世界、特別是中國現代轉型中的“第一哲學”地位，我們尤其需要一種大氣象、大手筆來構建屬於我們自己的法理之道。
時至今日，現代國家建設對我們而言仍是“未竟的事業”。也許，我們沒有多少人有機會成為思想家，但保有思想者直面現實、引領時代的情懷和品格，卻是每個有擔當的學人可以、而且應當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