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中國人倘有權力，看見別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數」作他護符的時候，多是兇殘撗恣，宛然一個暴君，做事並不中庸；待到滿口「中庸」時，乃是勢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時候了。一則全敗，則又「命運」來做話柄，縱為奴隸，處之泰然，但又無而不合於聖道。這些現象，實在可以使中國人敗亡，無論有沒有外敵。要糾正這些，也只好先行發露各樣的劣點，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來。」《通訊》一九二五年
(82)「中國人不但「不以戎首」、「不為禍始」，甚至於「不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驅和闖將，大抵是誰也怕得做。然而人性豈真能如道家所說的那樣恬淡；欲得的卻多。既然不敢逕取，就只好用陰謀和手段。以此，人們也就日見其卑怯了，既是「不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恥最後」，所以雖以是一大堆民眾，略見危機，便「紛紛作鳥獸散」了。如果偶有幾個不肯退轉，因而受害的，公論家便異口同聲，稱之為傻子。對於「鍥而不捨」的人們也一樣。」《這個與那個》一九二六年
(83)「所以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戰具比我們精利的歐美人，戰具未必比我們精利的匈奴蒙古滿州，都如入無人之境。「土崩瓦解」這四個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這個與那個》一九二六年
(84)「多有『不恥最後』的人的民族，無論甚么事，怕總不會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運動會時，常常這樣想：優勝者固然可敬，但那雖然落後仍非跑至終點不止的競技者，和見了這樣競技者而肅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國將來的脊樑。」《這個與那個》一九二六年
(85)「中國人原是喜歡『搶先』的人民，上落電車，買火車票，寄掛號信，都願意是一到便是第一個。」《為翻譯辯護》一九三三年
(86)「我們中國人總喜歡說自己愛和平，但其實，是愛鬥爭的，愛看別的東西鬥爭，也愛看自己們鬥爭。」《觀斗》一九三三年
(87)「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要改變他們的精神。」《吶喊自序》一九一三年
(88)「在要求天才的產生之前，應該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長的民眾。譬如想有喬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沒有土，便沒有花木了；所以土實在較花木還重要。」《未有天才之前》一九二六年
(89)「曾經闊氣的要復古，正在闊氣的要保持現狀，未曾闊氣的要革新。」《小雜感》一九二七年
(90)「我懂得衰亡民族的所以默無聲息的緣由了。沉默啊！沉默啊！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記念劉和珍君》一九二六年
(91)「死者倘不埋在活人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空談》一九二六年
(92)「巨大的建築，總是一木一石疊起來的，我們何妨做這一木一石呢？我時常做些零碎事，就是為此。」《致賴少麟》一九三五年
(93)「我看中國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真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殭屍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青年必讀書》一九二五年
(94)「中國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們的人，不負教他的責任。雖然『人口眾多』這一句話，很可以閉了眼睛自負，然而這許多人口，便只在塵土中輾轉，小的時候，不把他當人，大了以後也做不了人。」《隨感錄廿五》一九一八年
(95)「中國人有一種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孫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長久，永遠不死；及至知道沒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卻希望自己的屍身永遠不腐爛。」《老調子已經唱完》一九二七年
(96)「愈是無聊賴，沒出色的腳色，愈想長壽，想不朽，愈喜歡多照自己的照片，愈要占據別人的心，愈善於擺臭架子。」《古書與白話》一九二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