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侃 陶侃(259—334.7.30)，字士行，溪族，原籍東晉鄱陽郡(今江西波陽縣東北)人，後遷居廬江郡尋陽縣(今江西九江)，東晉著名的軍事家。
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江南有許多少數民族。陶家遷居的廬江郡是槃瓠蠻即溪族雜居的地方。溪族因雜處五溪之內，又稱溪族。陶侃的相貌與漢人有所不同，因此曾被人罵為“溪狗”，史書上也說他“俗異諸華”。可見，他是少數民族。
陶侃的先輩，史書上記載不詳。其父陶丹，是吳國的邊將，官至揚武將軍。揚武，系雜號，地位不高。陶侃先世無顯赫仕宦可以溯記，年輕時又當過尋陽的“魚梁吏”，說明其家屬於“寒門”這類社會地位很低的階層。晉滅吳後，中原人稱江南人為“亡國之餘”，江東士族在政治上也受到中原士族的排抑。像陶侃這樣“望非世族、俗異諸華”的人，處境就更為艱難了。
陶侃少年時喪父，家境清貧，與母親湛氏相依為命。湛氏是位很堅強的女性。她立志要使兒子出人頭地。在這種環境下，陶侃“少長勤整，自強不息”(《初學記》卷一注引王隱《晉書》)。湛氏對陶侃管教很嚴，並通過自己紡織資助兒子去結交朋友。後來，陶侃在縣功曹周訪的薦引下當上縣主簿，才開始擺脫充當賤役的地位。
一次，鄱陽郡孝廉范逵途經陶侃家。時值冰雪積日，倉促間陶侃無以待客。湛氏截髮換得酒肴，陶侃“斫諸屋柱”為薪柴，終於備得一桌“精食”，讓客人喝得特別高興，即使是跟隨范逵而來的奴僕也覺得大過所望。
等范逵離開時，陶侃又追送百餘里。范逵很感動，臨別時問陶侃：“卿欲仕郡乎？”陶侃趕忙回答：“欲之，困於無津耳”(《晉書·陶侃傳》)。范逵遂向廬江太守張夔“稱美之。夔召為督郵，領樅陽令。有能名，遷主簿”(《晉書·陶侃傳》)。這時恰逢州部從事來到郡里，他想借視察之名勒索賂賄，陶侃便讓手下諸吏安心辦公，自己出面對從事說：“若鄙郡有違，自當明憲直繩，不宜相逼。若不以禮，吾能御之 。”從事聽了便退了出去。陶侃也未忘報答張夔的知遇之恩。“夔妻有疾，將迎醫於數百里。時正寒雪”(《晉書·陶侃傳》)，眾僚屬皆面有難色。唯陶侃說：“資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安有父母之疾而不盡心乎”(《晉書·陶侃傳》)！於是請行，眾鹹服其義。後長沙太守萬嗣路過廬江，見到陶侃，陶侃對他特別虛心謙恭，使得太守大為驚訝，臨別時對他說“君終當有大名”(《晉書·陶侃傳》)。令其子和他結交朋友，而後才離去。
有了這樣的關係，陶侃即被張夔舉為孝廉。靠這種身分，陶侃可以進入洛陽與上層名流結識，去實現他的大志。
元康元年(291年)，惠帝後賈南風發動政變，獨掌大權。這是“八王之亂”的開始。由於執政的賈模、張華盡心盡力，此後的七、八年間朝野安靜，沒有什麼大的動亂。
大約在元康六年(296年)，陶侃到了洛陽。當時的洛陽，經過幾十年 的修復、重建，又變得十分繁華、熱鬧起來。但是，京城的繁華卻沒有給陶侃帶來什麼錦繡前程。實行多年的九品中正制，已使西晉在選官上“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世族子弟憑藉自己的父、祖餘蔭即可身居要津，並不為今後升遷而費神。自惠帝即位後，更是“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凌物。忠賢絕路，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晉書·惠帝紀》)。
陶侃也深知像他這種身分的人，沒有權門當靠山，是根本不可能在洛陽官場上站住腳的。因此，他去求見“性好人物”的司空張華。但張華卻“初以遠人，不甚接遇”(《晉書·陶侃傳》)。陶侃對張華的輕視並不灰心。多次求見，“每往，神無忤色”(《晉書·陶侃傳》)。張華在和陶侃談話時，大吃一驚，認為他不同常人，陶侃很快便在張華的推薦下作了郎中。郎中有資格入選各類官職，但像陶侃這樣的窮賤之士是根本擠不進那些顯要的官位。
後伏波將軍孫秀以“亡國支庶，府望不顯，中華人士恥為掾屬，以侃寒宦，召為舍人”(《晉書·陶侃傳》)。陶侃雖然得到一介官職，他的出身，以及與漢人不同的相貌，依然為洛陽的達官貴人所輕視。
當時預章國郎中令楊晫與陶侃同在一州，聲望很高，陶侃便去求見他，楊晫稱讚他說：“《易 》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晉書·陶侃傳》)。於是和陶侃同車去見中書郎顧榮，顧榮非常奇怪，吏部郎溫雅也對楊踔說：“奈何與小人同載？”楊晫說：“此人非凡器也”(《晉書·陶侃傳》)。
尚書樂廣想要召集荊、揚一帶的士人，武庫令黃慶向樂廣進薦陶侃，竟然也遭到非議。黃慶則說：“此子終當遠到，復何疑也！”(《晉書·陶侃傳》)。
陶侃在洛陽呆了五、六年，但前途依然渺茫得很。在這期間，西晉的內亂愈演愈烈。永康元年(300年)，趙王倫廢賈后。第二年又廢惠帝自己稱帝。動亂就由宮廷內發展到宮廷外。洛陽內外已成為諸王軍隊衝突、爭奪之地。在這種情況下，寓居洛陽的江東士族紛紛返家避亂。此時陶侃已經認識到，在洛陽的這種門閥政治下，他是難於出人頭地的。又因受到江東士族紛紛返回家鄉氣氛的影響，他也準備南下了。
時黃慶已經作了吏部令吏，舉薦陶侃補任武岡縣令。武岡是荊州南部的一個縣。這時的陶侃已經四十多歲。 陶侃到任後，與太守呂岳的關係很緊張。他遂棄官回家。以後又當過郡小中正。如果不是晉末江南的動亂給他以儕身戎旅的機會，恐怕他終生也只能當個縣令之類的小官。
八王之亂引起江南動盪不安的局勢，為陶侃施展才幹提供了機遇。
西晉末年，秦、雍一帶的人民因天災和戰亂，大量流徙到梁、益地區就食。永寧元年(301年)流民因不堪當地官吏欺壓，聚眾起義。西晉朝廷忙調集荊州武勇開赴益州進行鎮壓。被調發的荊州武勇，都不願遠征，而又受到當地官吏驅迫，遂轉而屯聚起事。
太安二年(303年)五月，晉延征荊州(治今湖北江陵)各地壯勇赴益州鎮壓李流起義軍，引起民眾怨恨，紛紛聚結反抗。義陽(今河南信陽西北)蠻族首領張昌乘機領導民眾在安陸(今湖北雲夢)石岩山舉行起義，流落到荊州地區的巴蜀流民和逃避兵役者紛紛參加，聲勢浩大。晉江夏太守弓欽遣兵進剿，不能取勝。張昌遂進攻江夏郡治安陸，弓欽兵敗逃奔武昌(今湖北鄂州)。晉新野王司馬歆遣騎督靳滿率部進討，又被張昌擊敗。張昌進占江夏郡，立丘沈(改名劉尼，偽稱系漢後裔)為天子，建立政權，自任相國，旬月之間，兵力達到3萬人。
張昌勢力的發展，引起朝廷的不安。晉廷應新野王司馬歆請求發兵進攻張昌，命豫州刺史劉喬屯汝南(今河南息縣)，荊州刺史劉弘據宛(今河南南陽市)。劉弘任陶侃為南蠻長史，命他為先鋒開赴襄陽，討伐張昌。張昌利用晉廷皇室諸王爭奪朝權，兵力難於集中之機，分兵四出，攻城略地。先遣部將黃林率兵2萬進攻豫州，被劉喬擊退。張昌親率一路北攻樊城(今湖北襄樊市東北)。司馬歆統兵出城迎戰，全軍潰敗，司馬歆被殺。
六月，張昌集中兵力北上攻宛，殺守將羊伊，又擊敗晉前將軍趙驤。劉弘退守梁縣(今河南臨汝西南)，留陶侃等人守襄陽(今屬湖北)，張昌轉攻襄陽，不克。七月，東路義軍在石冰率領下攻破江、揚二州。短短几個月，義軍勢力擴大到荊、江、徐、揚、豫五州的大部分地區。
劉弘陶侃的調精銳部隊出襄陽向竟陵(今湖北潛江西北)反擊張昌義軍，劉喬遣部將李楊進攻江夏。陶侃與張昌多次激戰，連連獲勝，殺義軍數萬人。張昌逃奔下俊山(今湖北通城西北)，其眾盡降。直到太安三年(304年)八月，張昌被晉荊州軍俘殺，起義被鎮壓下去。
在作戰中，陶侃在軍事上顯示的才幹使劉弘十分感嘆。他對陶侃說：“吾昔為羊公(羊祜)參軍，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晉書·陶侃傳》)。劉弘自以年老難繼羊祜功業，因此希望陶侃在荊州有所作為。以後陶侃果然當上荊州刺史。劉弘的話對陶侃必定起了不小的激勵作用。
張昌起義被鎮壓後，陶侃等因軍功得到賞賜，被封為東鄉侯，食邑千戶。荊、揚等州出現了一個暫時安定的局面。
這時北方的戰亂已愈演愈烈，西晉朝廷名存實亡。鎮壓石冰起義軍有功的陳敏被封廣陵相，自謂勇略無敵，漸有割據江東之心。永興二年(305年)，東海王司馬越為在諸王爭權戰爭中打敗對手，起用陳敏為右將軍、前鋒都督。陳敏見晉廷衰亂，遂於十二月據歷陽(今安徽和縣)起兵反晉，命其弟陳恢及部將錢端南攻江州(治今南昌)，弟陳斌東攻各郡。晉揚州刺史劉機、丹楊太守王曠、江州刺史應邈皆棄城而逃。陳敏占據江東，自稱大司馬、都督江東諸軍事，任命當地豪強、名士顧榮、周圯等40餘人為將軍、太守。並假稱奉詔自長江入沔、漢迎接晉惠帝。時執掌朝權的河間王司馬顒以張光為順陽太守，率步騎5000向荊州增援。劉弘命陶侃和武陵太守苗光屯兵夏口(今武漢)，南平太守應詹領水軍為後援。
此時，陶侃已被劉弘命為江夏太守，另封應揚將軍，率軍抵禦陳恢。陶侃備設儀仗，把母親迎人官舍，鄉里人都認為他很光榮。但陶侃與陳敏為同郡，又同歲舉吏。因此有人對陶侃居大郡，統強兵頗有猜疑。隨郡內史扈環便到劉弘處挑拔他和陶侃的關係，他對劉弘說：“侃與敏有鄉里之舊，居大郡，統強兵，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 。”劉弘則說：“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豈有是乎”(《晉書·陶侃傳》)！陶侃暗中聞知此事，立即派兒子陶洪和侄子陶臻去見劉弘，陳說情況，以解開劉弘的疑點。劉弘用人不疑，任他們為參軍，給了他們許多賞賜把他們打發回去。時陳敏令陳恢軍直逼武昌(今湖北鄂州)，劉弘讓陶侃兼任前鋒督護，率軍抵禦。
陶侃把運輸船改作戰艦，有人說這樣作不妥，陶侃說：“用官物討官賊，但須列上有本末耳”(《晉書·陶侃傳》)。於是攻打陳恢，連敗其軍。又與皮初、張光、苗光各軍於長岐(湖北黃陂西南)迎擊錢端。晉軍以皮初率步軍誘敵深入，張光、陶侃率步騎伏於岸上，苗光領水軍藏舟於沔水之中，待皮初部誘錢端主力進入伏擊圈後，水陸伏兵齊出，發動猛攻，大敗錢端軍。陶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晉書·陶侃傳》)。
陶侃這兩次戰績，奠定了他在荊州地區軍事上的地位，成為當時頗有才能的地方將領。光熙元年(306)，劉弘病故。不久，陶侃亦因母病故去職。
陶侃在家守喪期間，江南的政治形勢又發生了變化。永嘉元年(307年)西晉宗室琅邪王司馬睿和大士族王導渡江進駐建鄴。司馬睿是“八王之亂”中最後一個權臣東海王司馬越的死黨。他看到西晉洛陽政權已處在崩解之勢，就利用司馬越派他鎮守建鄴之機割據江東。當時司馬睿占據的只是下游揚州一帶。上游的廣大地區有流民勢力在活動，也有洛陽朝廷署置的都督刺史。沒有穩固的上游，下游建鄴就無安全可言。永嘉五年(311年)，司馬睿以王敦為都督征討諸軍事，統甘卓、周訪等沿江西上。至江州，與華軼的勢力相遇。
華軼也是東海王越的親信。永嘉中任江州刺史。“在州甚有威惠，州之豪士接以友道，得江表之歡心，流亡之士赴之如歸”(《晉書·華軼傳》)。華軼如此有勢力而“自以受洛京所遣，而為壽春所督，時洛京尚存，不能祗承元帝教命”(《晉書·華軼傳》)。儘管同屬一個派系，但新的利害已使他們勢同水火。
陶侃喪期滿後，也與東海王越拉上關係。司馬越以他為參軍，督護江州諸軍事。有了這層關係，再加上陶侃的聲望，華軼表陶侃為揚武將軍，率兵三千，屯夏口。而陶侃的侄子臻當了華軼的參軍。華軼與司馬睿矛盾越來越尖銳，陶臻左右為難，便說自己有病，對陶侃說：“華彥夏有憂天下之志，而才能不足，且與琅邪不平，恐怕事難辦成”(《晉書·陶侃傳》)。陶侃覺得背棄華軼，有違忠義，因此大怒，派陶臻回到華軼處。陶臻卻偷偷跑到建康，這使司馬睿非常高興，“命臻為參軍，加侃奮威將軍，假赤幢曲蓋軺車、鼓吹。侃乃與華軼告絕”(《晉書·陶侃傳》)。
陶侃的“告絕”，使華軼元氣大傷。華軼兵敗被殺，陶侃也官升龍驤將軍、武昌太守。陶侃曾宣言“資於事父以事君”，但關鍵時刻仍背棄華軼。對陶侃的這種行為，當時人無所指斥，史家亦未加以詬病。這說明，兩晉時期士族官僚行事以家族門第利益為歸依的風氣之盛。
當時天下饑荒，山中賊眾常常在江上打劫。陶侃令手下眾將領裝扮成商船行在江上來引誘劫賊，果然山賊來到，被抓獲十幾人，回來後經過審問，才知道這些人原來是西陽王司馬漾的左右部下，陶侃十分不滿，即刻派人去到司馬漾處，逼他把以前的劫賊都交出來，陶侃在釣台整陣作後繼。司馬漾只得捆送帳下二十人，陶侃把他們全部斬殺。從此以後，水陸肅清，流亡的人都紛紛歸投他，陶侃把自己當時所有資財全部分發給他們。又在郡東設立夷市，大收其利。
永嘉年間，巴蜀流民分布在荊、湘之間，屢為官吏、土民所侵害。永嘉五年(311年)春，晉湘州刺史荀眺欲以造反罪殺盡流民，流民四、五萬家被迫起義反晉，共推蜀中才子，時任晉醴陵令的杜弢為首領。杜弢自稱梁、益二州牧，領湘州刺史。四月，杜弢起義軍攻長沙(今屬湖南)。五月，荀眺棄城逃奔廣州，被起義軍擒獲。後偽降於徵南將軍山簡，任廣漢太守，擊斃率眾來攻的湘州郭察，南破零陵(今屬湖南)、桂陽(今湖南郴州)，東攻武昌(今湖北鄂州)，殺晉官吏甚眾。
永嘉六年(312年)，晉荊州刺史王澄屢攻杜弢，均被起義軍擊敗。晉琅玡王司馬睿遣周顗接任荊州刺史。建平流民傅密等投奔杜弢。杜弢別將王真(一說王貢)襲沔陽(今湖北沔陽西南)，周顗狼狽失守。晉庭只得遣陶侃率尋陽太守周訪、歷陽內史甘卓諸軍共同鎮壓杜弢起義軍，征討都督王敦進屯豫章(今江西南昌)為諸軍後援。
建興元年(313年)八月，杜弢圍周顗於潯水城(今湖北黃梅縣西南)，陶侃使明威將軍朱伺救援，杜弢退保冷口(今湖北蘄春縣西南蘄州鎮東南)。陶侃對諸將說：“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行可至。卿等認能忍飢斗邪？”部將吳寄說：“要欲十日忍飢，晝當擊賊，夜分捕魚，足以相濟”(《晉書·陶侃傳》)。陶侃率軍抄近路連續行軍三晝夜，在武昌周圍埋伏下來。義軍果然增兵來攻，陶侃又遣朱伺率伏兵迎擊杜弢，大破義軍，獲其輜重，殺傷甚重，杜弢撤歸長沙。
陶侃派參軍王貢去到王敦處報捷，王敦說：“若無陶侯，便失荊州矣。伯仁方入境，便為賊所破，不知那得刺史？”王貢回答說：“鄙州方有事難，非陶龍驤莫可”(《晉書·陶侃傳》)。王敦認為他說得有理，即表陶侃為使持節、寧遠將軍、南蠻校尉、荊州刺史，領西陽、江夏、武昌，鎮於沌口，又屯沔江(今湖北武漢漢陽西南)。十月，陶侃又率周訪等進擊杜弢，再破義軍。
陶侃派朱伺討江夏，大獲全勝，王沖自稱荊州刺史，占據江陵。建興二年(314年)三月，王貢回來後，背叛陶侃，假作陶侃命令，以杜曾為前鋒大督護，進軍斬殺了王沖，把他的手下眾人全部俘虜。陶侃召見杜曾不到，王貢害怕自己假造命令被陶侃降罪，於是和杜曾舉兵反叛，在沌陽大敗陶侃的督護鄭攀，又在沔口大敗朱伺。陶侃想撤往灄中(今湖北孝感、黃陂二縣以南)，部將張奕想反叛陶侃，於是對陶侃說：“賊至而動，眾必不可”(《晉書·陶侃傳》)。陶侃於是猶豫不決沒有前進，不久之後，義軍到來，果然陶侃軍隊戰敗。再戰，陶侃的坐船被叛軍鉤住，陶侃驚慌失策，幸虧他跳上一隻小船，朱伺拼力戰敵，加上周訪救援陶侃，擊敗杜弢軍，才得以逃脫。張奕也趁機投降敵軍。
這次慘敗使陶侃被降罪免官，但王敦感到，要消滅流民的起義，還是非得陶侃不可。於是，他讓陶侃“白衣領職”。
建興三年(315年)二月，王敦命陶侃、甘卓等進攻杜弢。陶侃率周訪等進軍入湘，派都尉楊舉為先鋒，大敗杜弢，屯兵於城西。因此戰有功，陶侃的佐史辭對王敦說：“州將陶使君孤根特立，從微至著，忠允之功，所在有效。出佐南夏，輔翼劉征南，前遇張昌，後屬陳敏，侃以偏旅，獨當大寇，無征不克，群醜破滅。近者王如亂北，杜弢跨南，二征奔走，一州星馳，其餘郡縣，所在土崩。侃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子來之眾，前後累至。奉承指授，獨守危厄，人往不動，人離不散。往年董督，徑造湘城，志陵雲霄，神機獨斷。徒以軍少糧懸，不果獻捷。然杜弢懾懼，來還夏口，未經信宿，建平流人迎賊俱叛。侃即回軍溯流，芟夷醜類，至使西門不鍵，華圻無虞者，侃之功也。明將軍愍此荊楚，救命塗炭，使侃統領窮殘之餘，寒者衣之，飢者食之，比屋相慶，有若挾纊。江濱孤危，地非重險，非可單軍獨能保固，故移就高莋，以避其沖。賊輕易先至，大眾在後，侃距戰經日，殺其名帥。賊尋犬羊相結，並力來攻，侃以忠臣之節，義無退顧，被堅執銳，身當戎行，將士奮擊，莫不用命。當時死者不可勝數。賊眾參伍，更息更戰。侃以孤軍一隊，力不獨御，量宜取全，以俟後舉。而主者責侃，重加黜削。侃性謙沖，功成身退，今奉還所受，唯恐稽遲。然某等區區，實恐理失於內，事敗於外，豪厘之差，將致千里，使荊蠻乖離，西嵎不守，唇亡齒寒，侵逼無限也”(《晉書·陶侃傳》)。於是陶侃被恢復官職。
陶侃率軍與義軍前後數十戰，起義軍傷亡甚大，杜弢最後向司馬睿請降，司馬睿任命其為巴東監軍。但晉軍諸將依舊不斷進攻，杜弢不勝憤怒，殺晉前南海太守王運，重新起義。遣部將杜弘、張彥殺臨川史謝擒，攻陷豫章。三月，周訪擊張彥，斬之，杜弘奔臨賀(今廣西賀縣東南賀街)。八月，杜弢的將領王貢帶三千精兵劫斷官運，直向武昌。陶侃派伏波將軍陶延夜中趕往巴陵，掩其不備，大敗敵軍，斬殺千餘人，俘虜萬餘人。王貢逃還湘城，整軍再戰，陶侃遠遠地對他說：“杜弢為益州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為隨之也？天下寧有白頭賊乎”(《晉書·陶侃傳》)！王貢聽了，面顯慚色，陶侃心裡明白他心有所動，於是繼續寫信勸降，還剪斷自己的頭髮作為信物，王貢終於投降陶侃。起義軍潰散，杜弢逃走，死於途中。陶侃與南平太守應詹進占長沙。歷時四年的杜弢流民起義終於被陶侃等鎮壓。
這時，長江上游的荊、湘、江等州已在王敦控制之下。司馬睿割據江南的形勢已成。在這個過程中，陶侃無疑是起了重要作用。
但王敦此時對陶侃屢立戰功感到特別不安，於是產生了很深的嫉妒之心。陶侃“將還江陵，欲詣敦別，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諫，以為不可。侃不從。敦果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晉書·陶侃傳》)。王敦不欲陶侃掌荊州，是怕其功高難制。另一方面主要是因荊州處上流，王敦正欲專制朝權，當然不願荊州假手他人。王敦以其從弟王廙為荊州。陶侃都將以王敦處事不公，起兵抵制，並拒絕去南方。王敦認為這是陶侃指使，王敦大怒，披甲執矛，想要殺陶侃，出而復回，如此往返三四次，陶侃正色說：“使君之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晉書·陶侃傳》)！於是起身去廁所。咨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頒對王敦說：“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晉書·陶侃傳》)！王敦才改變主意，設宴歡送。陶侃見得以成行，連夜便發。途經豫章，見周訪，不禁淚流滿面：“非卿外援，我殆不免”(《晉書·陶侃傳》)！
兩晉之際，門閥士族的統治秩序受到破壞。一些政治上受壓抑的寒門企圖利用這個機會在政治上樹立勢力。然而，由於門閥士族勢力依然強大以及他們自身力量不足等原因，所以難逃失敗厄運。陳敏即是這方面的典型例證。他們要想謀求政治上的出路，只有依附於某一士族勢力。這樣，他們就仍處在被驅使、受擺布的地位。陶侃的這一經歷正反映了當時寒門在政治上的處境。
陶侃將入廣州，逢杜弢餘部杜弘與溫劭等占據廣州。聞陶侃將至，杜弘企圖利用詐降偷襲。陶侃識破其詐，布兵設陣，一舉將杜弘擊潰。諸將都請求乘勝攻打溫邵，陶侃笑著說：“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耳”(《晉書·陶侃傳》)。竟一封信將溫劭嚇跑，被陶侃軍在始興抓獲，陶侃遂進據廣州。陶侃因功被封為柴桑侯，食邑四千戶。
廣州當時受戰亂影響較小，境內較為安定。陶侃自從軍十餘年間，已功名卓著。雖然受王敦排擠，但他並不甘心於在邊州當刺史。陶侃在州無事，便早晨起來把一百塊磚從齋里搬運到院中，晚又再把這些磚一塊塊地搬回屋裡。有人問其中的原故，陶侃說：“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晉書·陶侃傳》)。人們都十分佩服，他勤力勵志竟達至此。就這樣，他在廣州一直呆了十年。
太興初年，陶侃進號平南將軍，加都督交州軍事。永昌元年(322年)正月，王敦起兵反晉。三月，陶侃領江州刺史，但並未直接參加平叛。
太寧三年(325)，王敦之亂平定後，明帝即用陶侃為都督荊、湘、雍、梁四州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元、明兩朝，王敦兩次興兵，陶侃雖表示支持朝廷，並未實際介入，更未在滅王敦對立有殊功。陶侃出掌大鎮，實際是明帝的一種精心安排。
東晉建立後，吳人在政治上受到僑人的排擠。永昌元年(322)王敦兵進建康的過程中，江東士族多持觀望態度，並不介入這場僑人間的內鬨。王敦專權後，委任親信，排斥異己，誅除不從。其中，也牽連了不少江東士族。僑姓士族和江東士族的利益都受到損害。故明帝能收僑、吳士族之力平王敦。
王敦之亂被平定，琅邪王氏幾傾晉祚的教訓對司馬氏來說十分深刻。王氏在長江上游的勢力基本喪失，但王導仍居中樞。為避免重蹈覆轍，明帝決心改變元帝以來的“王與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因此，他一方面重用庾亮、郗鑒等人，制約王導的權力，同時拔擢江東士族，在僑、吳士族間搞平衡。另一方面，“改授荊、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勢”(《晉書·明帝紀》)，使方鎮互相牽制，收相維相抗之效。陶侃刺荊州，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陶侃入主荊州，“楚郢士女莫不相慶”(《晉書·陶侃傳》)。
陶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晉書·陶侃傳》)。終日危襟正坐，無論遇到什麼事，他都處理得滴水不漏，各種檔案，全用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接待來訪門無停滯。他常對人講：“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晉書·陶侃傳》)。
時東晉政風仍承西晉之弊。“今當官者以理事為俗吏，奉法為苛刻”，“從容為高妙，放蕩為達士”(《晉書·熊遠傳》)。大概與陶侃經歷有關，他對這種風氣深惡痛絕，聲言：“樗蒱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邪”(《晉書·陶侃傳》)！參佐僚屬有以談戲荒廢職事，不但嚴加訓斥或鞭打，還“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於江”。這種作風在東晉官吏中實屬少見。
陶侃不但對部下如此，對自己也是嚴格要求。平時有贈送東西的，他必要問明來源，如是力作所得，則歡喜地收下，還要加倍回贈；如是貪污官家所得，則立即退還，而且還要當面批評。一次出遊，見有一人拿著一把未熟稻子，陶侃問他：“用此何為？”那人回答說：“行道所見，聊取之耳 。”陶侃大怒，說：“汝既不田，而戲賊人稻”(《晉書·陶侃傳》)！讓人抓住他打了一頓鞭子。每宴會飲酒，他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眾人勸更少進，但他決不再飲。
陶侃治荊州，還很重視社會秩序的穩定和發展農業生產。王敦平後，荊州大飢，百姓多餓死。陶侃“至秋熟輒糴，至飢復減價糶之。士庶歡悅，鹹蒙濟賴”。《藝文類聚》卷五○引王隱《晉書》)羊祜、劉弘在荊州勸課農耕使生產發展，頗得民心，這對陶侃影響不小。此外，基於自己鞏固地盤和發展勢力的需要，這也是必須採取的措施。在他治理下，“百姓勤於農殖，家給人足”，“自南陵迄於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晉書·陶侃傳》)。這種說法顯然有誇大成份。但當時荊州社會較安定，生產有所發展，當是事實。
陶侃行事，小到竹頭木屑，大到設城駐兵，考慮頗為慎密細緻。他曾主持造船，他下令把木屑和竹頭都收藏起來，眾人不知為什麼。後逢大雪，天晴雪融，官府聽事前余雪泥濘，木屑正好用來布地，方便大家進出。幾十年後，桓溫為荊州刺史。伐蜀造船時，又以陶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陶侃時刻不忘為公事著想，受到人們的一致稱讚。
陶侃駐武昌時，不少人主張在江北的邾城駐兵鎮守。陶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晉書·陶侃傳》)，與諸將佐察看形勢。陶侃為之分析說，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敵寇。即便派兵駐守，也無益江南。長江才是禦寇的天險。眾將才恍然大悟。後荊州刺史庾亮卻對此不察。他派精兵萬人駐守邾城。鹹康五年(339)後趙遣兵來攻。邾城孤立無援，終於兵敗城陷，損失慘重。
陶侃“性纖密好問”，勤於調查訪問，人比之趙廣漢(西漢人，曾任京兆尹)。他精於吏職，善察訪，發奸擿伏如神。在這方面陶侃也並不遜色。陶侃曾令諸軍營植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植於己門。侃後見，駐車問曰：‘此是武昌西門前柳，何因盜來此種？’施惶怖謝罪”(《晉書·陶侃傳》)。
陶侃的才幹頗為當時人所稱道。一個叫梅陶的人說：“陶公機神明鑑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晉書·陶侃傳》)。將陶侃比之曹操、諸葛亮，這確有些溢美。但以陶侃的才略，特別是當時士族居官不屑理事的風氣下，他能勤於吏職，在東晉官吏中是極少見的。
太寧三年(325年)明帝病死，五歲的成帝即位。大士族庾亮以外戚身份輔政。庾亮對據上游、握強兵的陶侃頗為顧忌，一方面加強建康石頭城的防衛，另一方面派溫嶠出任江州刺史。在東晉荊、揚的矛盾中，處於中流的江州一直是調節上、下游關係的樞紐。為朝廷所用的江州刺史，既要與朝廷關係密切，又要對荊州有所防備。明帝以陶侃為荊州，同時任應詹刺江州。應詹曾與明帝謀討王敦，又與陶侃同為劉弘部下。應詹鹹和元年(326年)卒。死前曾與陶侃書，望陶侃能“竭節本朝，報恩幼主”(《晉書·應詹傳》)。可見明帝用心的良苦。庾亮與溫嶠，本是“深交”。其使溫嶠鎮江州，用意與明帝完全相同。
鹹和二年(327年)十二月，歷陽(今安徽和縣)內史蘇峻自恃參與平定王敦之亂有功，且握有強兵，日益驕橫，屢抗朝命。晉鹹和二年(327年)十月，晉執朝政的中書令庾亮不從朝官勸阻，以歷陽內史蘇峻終為禍亂為由，奏請晉成帝詔令蘇峻入朝，欲奪其兵權。蘇峻聞訊，不赴命，同時派參軍徐會往壽春(今安徽壽縣)約豫州刺史祖約以討庾亮為名，興兵反晉。十一月，祖約派部將祖渙、許柳率兵同蘇峻匯合。十二月，蘇峻部將韓晃、張健攻克姑熟(今安徽當塗)，劫掠晉廷鹽米。彭城王司馬雄、章武王司馬休反叛晉廷，投奔蘇峻。京師建康(今南京)戒嚴。晉成帝以護軍將軍庾亮為都督征討諸軍事，以左衛將軍趙胤為冠軍將軍、歷陽太守，命左將軍司馬流率兵於慈湖(今安徽馬鞍山市東北，長江南岸)阻據蘇峻。
鹹和三年正月，兩軍戰於慈湖，晉軍失利，司馬流戰死，叛軍攻陷慈湖。蘇峻親率兵2萬自橫江(今安徽和縣東南渡口)渡江，與晉廷軍戰於牛渚山(今安徽採石)東北之陵口，晉軍屢敗。二月，蘇峻攻至覆舟山(今南京玄武湖南)，逼近建康(今南京)。京師大亂。負責守衛朱雀航陵以東的尚書令卞壺統率諸軍同蘇峻軍苦戰，戰敗而死。防衛建康其他諸門的晉軍也不敵蘇峻軍，紛紛潰敗。庾亮逃奔尋陽(今江西九江西南)。蘇峻兵入建康台城(皇宮所在地)，縱兵燒殺搶掠，驅役百官，改官樹黨，自稱驃騎將軍、錄尚書事，控制朝政。並遣部將韓晃、管商、張健等分別攻下吳郡及義興、晉陵等地(皆在建康東南)。三月，蘇峻南屯於湖(今安徽當塗境)。
四月，鎮守尋陽的江州刺史溫嶠與庚亮共推陶侃為盟主，移檄四方，共討蘇峻。車騎大將軍郗譽也於廣陵(今江蘇揚州西北)發兵增援。明帝死時，陶侃因“不預顧命”一直懷疑是庾亮作了手腳。後庾亮修石頭城，也是針對他的。舊怨未消，又讓他來對付因庾亮處置失當引起的蘇峻之亂。陶侃深以為恨，答嶠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晉書·陶侃傳》)。溫嶠屢說而不允。溫嶠堅持請求他回都，重又寫信給他用他的兒子被殺一事來激怒他，他的妻子龔氏也勸他去，於是陶侃換上軍裝登上舟船，晝夜兼程向前進發。
荊州軍至江州，議者鹹謂陶侃欲誅庾亮以謝天下。陶侃若殺庾亮，勢必影響與溫嶠的關係，從而可能導致平叛軍隊的分裂。時庾亮“甚懼，用溫嶠計，詣侃拜謝”。庾亮有高名，為名士翹楚。他來謝罪，實出意外。陶侃“驚，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亮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但仍憤憤地對庾亮說：“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四)！
五月，陶侃、溫嶠聯兵4萬，直指建康。蘇峻聞西線兵勢強盛，自料難以在姑孰一帶攔擊，遂自姑孰還據石頭城(今南京城西)，分兵抵禦陶侃等。六月，陶侃諸軍進至石頭城。諸軍想立即決戰，而陶侃認為“賊盛，不可爭鋒，當以歲月智計擒之”(《晉書·陶侃傳》)。累戰無功，諸將請求在查浦築壘。監軍部將李根建議，請求在白石壘駐軍築壘，陶侃不從，說：“若壘不成，卿當坐之。”李根說：“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極險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 。”陶侃笑著說：“卿良將也”(《晉書·陶侃傳》)。於是陶侃命在石頭城東北築白石壘，以防蘇峻軍衝擊，並令郗鑒等還據京口(今江蘇鎮江)，以分散蘇峻兵力。晉軍同蘇峻軍在白石壘發生激戰，庾亮激勵將士，擊退峻軍。
七月，祖約因抵禦後趙軍失敗，自壽春逃奔歷陽。九月，陶侃遣將至句容、湖孰(今皆屬江蘇)等地燒蘇峻軍糧，後聞蘇峻軍急攻京口一帶之大業壘，陶侃想派兵去援求，長史殷羨說：“若遣救大業，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晉書·陶侃傳》)。於是陶侃遂督水軍向石頭進攻。溫嶠、庾亮統步軍自白石壘南進擊。蘇峻遣將擊敗趙胤部，乘勢率數騎突陣，遭晉軍阻擊，回營時，馬失前蹄，被陶侃部將彭世等所殺。蘇峻死後，其部屬推蘇逸(蘇峻之弟)為主，閉城自守。此時，蘇峻軍兵勢已衰。
鹹和四年(329年)正月，趙胤派部將征討占據歷陽的祖約，祖約大敗，逃奔後趙。二月，各路晉軍進攻石頭城，蘇逸等敗死。蘇峻之亂被平。
在平定蘇峻之亂中，陶侃以位重兵強被推為“盟主”。蘇峻的士兵，多是北方流民，驍勇善戰。庾亮率軍進攻，為峻軍所敗，乃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而。’”(《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四)陶侃對庾亮如此寬容，諸將誰不力戰。其次，陶侃能聽從建議和意見。如招郗鑒自廣陵渡江扼守京口，對於東西夾擊蘇峻起了重要作用。諸軍與蘇峻軍戰，數戰皆敗。溫嶠軍乏食，乞借糧，陶侃不欲借，並要撤軍回荊州。經人勸解，陶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四)，並打消撤軍念頭。蘇峻之亂終於在諸軍合作下得以平定。東晉政局危而復安。自此以後，由於南北民族矛盾的制約和東晉政治格局的變化，江南保持了七十餘年的安定局面，沒有出現大的動亂。社會的安定對江南經濟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應該說，陶侃對於促進這一局面的出現還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蘇峻之亂後，陶侃因功而升為侍中、太尉、都督七州軍事，加羽葆鼓吹，封長沙郡公，邑三千戶，賜絹八千匹，仍駐荊州。
鹹和四年(329年)十二月，晉右軍將軍郭默將入京赴任，向江州(治尋陽)刺史劉胤請求資助，劉胤不與，因而結怨。鏇郭默聽信讒言，遂率部襲殺劉胤及其部將，誣其謀反，並矯詔宣示內外。執政的王導以郭默驍勇難制，以郭默為江州刺史。陶侃聞知此事，認為其中有詐，於是派遣將軍朱夏、陳修帶兵據守湓口，陶侃帶領大軍跟隨而進。郭默探知訊息立即派人給他送來藝妓奴婢和絲絹百匹，寫中詔呈現於陶侃，參佐多諫他說：“默不被詔，豈敢為此事。若進軍，宜待詔報。”陶侃厲聲說道：：“國家年小，不出胸懷。且劉胤為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虓勇，所在暴掠，以大難新除，威網寬簡，欲因隙會騁其從橫耳”(《晉書·陶侃傳》)。於是派人上表征討郭默。陶侃給王導寫信，信中說：“郭默殺方州，即用為方州；害宰相，便為宰相乎？”王導回信說：“默居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其有地。一月潛嚴，足下軍到，是以得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陶侃看了回信大笑說道：“是乃遵養時賊也”(《晉書·陶侃傳》)。
鹹和五年(330年)正月，陶侃與庾亮共討郭默。二月，郭默畏懼陶侃欲退而南據豫章(今南昌)，適值陶侃率兵趕到。郭默只得出戰，不利，遂入城固守。三月，庾亮軍至湓口(今江西九江西北)，討郭默諸軍齊集。五月，郭默部將宋侯縛郭默父子投降，陶侃斬郭默。
實際上，王導和陶侃對郭默的不同態度，反映了他們之間對江州的爭奪。王導對郭默擅殺劉胤表示的容忍態度，在於要籠絡郭默以抗陶侃。陶侃指責王導並迅速出兵，是要將江州之地控制在手。陶侃奪得江州，也就控制了長江的上游和中游。此時他已為都督八州軍事、荊、江二州刺史，其權力之煊赫，在東晉一朝也是屈指可數的。
郭默在中原，曾多次與石勒等作戰，所以他們特別畏懼郭默的英勇，現在聽說陶侃討伐郭默，兵不血刃而擒之，於是更加害怕陶侃。蘇峻的部將馮鐵殺陶侃之子然後投奔石勒，石勒收留下他，讓他為戍將。陶侃聞知後，立即派人報知了事情原委，石勒便立即派人把馮鐵召回斬殺。不久，陶侃奉命都督江州，領刺史，繼而又移鎮武昌。
鹹和七年(332年)四月，後趙荊州監軍郭敬再次攻克襄陽，七月，向南攻略江西(今長江下游北岸，淮水以南地區)。陶侃派其子平西參軍陶斌及南中郎將桓宣乘虛攻克樊城。郭敬聞訊，回兵救援，與桓宣軍於涅水(今河南西南白河支流趙河)激戰，大敗。陶侃又派其侄陶臻、竟陵太守李陽攻取新野(今屬河南)。郭敬領兵退回，晉軍收復襄陽。
戰後，陶侃被任為大將軍，劍履上殿，入朝不趨。陶侃堅持推辭不受，他上表說：“臣非貪於疇昔，而虛讓於今日。事有合於時宜，臣豈敢與陛下有違；理有益於聖世，臣豈與朝廷作異。臣常欲除諸浮長之事，遣諸虛假之用，非獨臣身而已。若臣杖國威靈，梟雄斬勒，則又何以加”(《晉書·陶侃傳》)！晉廷堅持給他這些特權。
六月，陶侃病重，他再一次上表請求退位，說：“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聖朝歷世殊恩、陛下睿鑒，寵靈彌泰。有始必終，自古而然。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啟手啟足，當復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余寇不誅，山陵未反，所以憤愾兼懷，不能已已。臣雖不知命，年時已邁，國恩殊特，賜封長沙，隕越之日，當歸骨國土。臣父母舊葬，今在尋陽，緣存處亡，無心分違，已勒國臣修遷改之事，刻以來秋，奉迎窀穸，葬事訖，乃告老下籓。不圖所患，遂爾綿篤，伏枕感結，情不自勝。臣間者猶為犬馬之齒尚可小延，欲為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龍，是以遣毌丘奧於巴東，授桓宣於襄陽。良圖未敘，於此長乖！此方之任，內外之要，願陛下速選臣代使，必得良才，奉宣王猷，遵成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
陛下雖聖姿天縱，英奇日新，方事之殷，當賴群俊。司徒導鑑識經遠，光輔三世；司空鑒簡素貞正，內外惟允；平西將軍亮雅量詳明，器用周時，即陛下之周召也。獻替疇咨，敷融政道，地平天成，四海幸賴。謹遣左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荊江州刺史印傳啟戟。仰戀天恩，悲酸感結”(《晉書·陶侃傳》)。朝廷批准，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愆期，加封督護，統領文武。
鹹和九年(334年)六月，他在離開荊州任所前，“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親交專人保管，然後才登船赴長沙。“朝野以為美談”(《晉書·陶侃傳》)。第二天(六月乙卯，即公元334年7月30日)，病逝在途中的樊溪。時年七十六。根據他的遺囑，葬在長沙南二十里的地方。
成帝聞知陶侃病逝的訊息，十分悲痛，下詔說：“故使持節、侍中、太尉、都督荊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荊江二州刺史、長沙郡公經德蘊哲，謀猷弘遠。作籓於外，八州肅清；勤王於內，皇家以寧。乃者桓文之勛，伯舅是憑。方賴大猷，俾屏予一人。前進位大司馬，禮秩策命，未及加崇。昊天不弔，奄忽薨殂，朕用震悼於厥心。今遣兼鴻臚追贈大司馬，假蜜章，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喜茲寵榮”(《晉書·陶侃傳》)。並謚桓。
點評：陶侃在軍中四十一年，“雄毅有權，明悟善決斷”(《晉書·陶侃傳》)。作為一代名將，在東晉的建立過程中，在穩定東晉初年動盪不安的政局上，陶侃頗有建樹。他出身貧寒，又是江南的少數民族，在西晉風雲變幻中，竟衝破門閥政治為寒門入仕設定的重重障礙，當上東晉炙手可熱的荊州刺史，而頗有治績。他是頗具傳奇色彩的人物。《晉書》、《世說新語》等史書中，記載著不少有關他的遺聞逸事。他還是個有爭議的人物，讚揚的，貶斥的，以及為他辯誣的人都有。
《晉書·陶侃傳》稱侃曾“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閽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強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後代一些史家認為陶侃一生盡心於國，“折翼”云云是《晉書》作者的誣枉。但通觀東晉一代，荊州刺史以其所處政治軍事的重要地位，或與中央對抗，或遙制朝權，陶侃也不會例外。況且，鹹和五年陶侃入江州後曾欲起兵廢黜執政的王導。所以，《晉書》所云陶侃“潛有窺窬之志”是有根據的。但陶侃又有所不同。他宏總上流卻能“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這與陶侃的經歷和當時政治形勢的變化有關。
陶侃自稱“少長孤寒，始願有限”。他在門閥政治下掙扎奮鬥幾十年，才得以出人頭地。但仍為士族們瞧不起(陶侃身任荊州刺史時，溫嶠仍稱之為“溪狗”。見《世說新語·容止》)。士族們不會允許一個寒門總攬東晉朝權的。陶侃明白自己的處境，也不敢輕易侵犯士族權益。其次，元帝、明帝兩朝荊、揚對峙，荊州占絕對優勢的形勢在成帝時已經發生變化。鹹和四年(329年)，徐州刺史郗鑒移駐京口，京口遂成長江下游重鎮。京口距建康僅二百餘里，便於接應，從而大大加強了建康的實力。鹹和五年，陶侃“嘗欲起兵廢(王)導”，事先徵求郗鑒的意見，因“郗鑒不從乃止”(《晉書·庾亮傳》)。這種上、下游間實力的變化，使陶侃雖有“窺窬之志”。也只能“自抑而止”。
陶侃晚年位極人臣，能“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對他個人來說，不失為一種明智的選擇。這樣既可維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的家業，又可保住子孫的前途。然而，他還欲在北伐有所作為。荊州西臨成漢，北接後趙。鹹和七年(322年)陶侃遣母丘奧經營巴東，又遣桓宣收復為後趙占據多年的襄陽。襄陽為荊州北門。它起著阻止後趙沿漢水南下的作用，又是東晉經略北方的一個重要陣地。陶侃“方欲使宣北事中原”(《晉書·桓宣傳》)，因其病重而作罷。他的這種不因功名成、年事高而喪失進取心的精神，確實難能可貴。
名篇有《遜位表》、《祖國賦》，著有文集二卷行世。著名文學家陶淵明，即陶侃曾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