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縝
范縝（約450～約515）
南朝唯物主義無神論思想家。字子真。舞陰（今河南泌陽西北）人。少孤貧而好學，十多歲時拜名儒沛國劉為師，在其門下數年，布衣草鞋，徒行於路，在車馬貴游的同學面前，毫無愧色。范縝學成後，博通經術，無精“三禮”（《周禮》、《儀禮》、《禮記》）。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仕齊為寧蠻主簿，後遷尚書殿中郎，永明中，曾出使北魏。
齊司徒竟陵王蕭子良在京都雞籠山西邸官舍廣延賓客，范縝也預其中。蕭子良以佞佛聞名，邸內除聚集了信佛的文人學士外，還招致名僧，講論佛法。范縝在西邸卻盛稱無佛，否認佛教的靈魂不滅、輪迴轉世、因果報應之說，因而發生爭辯。蕭子良問范縝：“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回答說：“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入茵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於糞溷之側。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認為人生的富貴貧賤只是偶然的際遇。既而草撰《神滅論》。蕭子良召集僧侶與其辯淪，但都不能屈服他。崇信佛教的士人也著文攻擊范縝。王琰譏諷他說：“嗚乎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范縝針鋒相對地回答：“嗚乎王子！知其先祖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蕭子良又想用中書郎官位來拉攏他。范縝大笑說：“使范縝賣論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書郎邪！”齊明帝建武中，出任宜都太守，所轄的夷陵（今湖北宜昌）境內有許多神廟，范縝下令禁毀，不許奉祀，後西邸舊友雍州刺史蕭衍起兵東向，范縝迎投衍軍。
梁天監元年（502），范縝為晉安太守，在官清廉。遷尚書左丞，以坐尚書令王亮事謫徙廣州。梁武帝蕭衍佞佛，下詔宣布佛教為“正道”，而《神滅論》此時卻在范縝親友中廣為流傳。六年，范縝回京師任中書郎，其時反對《神滅論》最力的沈約為中書令。梁武帝發《敕答臣下神滅論》的敕旨，重新挑起論戰。范縝對自己的理論作了更精闢的修訂，成為現傳的《神滅論》。大僧正法雲將蕭衍敕旨大量傳抄給王公朝貴；並寫了《與王公朝貴書》，回響者有臨川王蕭宏等六十四人。蕭琛、曹思文、沈約三人著文反駁《神滅論》。曹思文以儒家的郊祀配天制度證明神之不滅，從而給范縝加上“欺天罔帝”、“傷化敗俗”的罪名。縝並不畏懼，據理反駁。最後，曹思文不得不承認自己“情識愚淺，無以折其鋒銳”。在蕭衍發動圍剿《神滅論》數年後范縝辭世。死後有文集十多卷，絕大多數早已亡佚。
《神滅論》以問答式文體寫成，分五段，凡三十一條，一千九百餘字。第一段，針對佛教的精神可以脫離形體而單獨存在的觀點，提出了“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的形神相即的中心論點，肯定了人的精神和形體彼此統一，不得分離。形體是精神賴以存在的基礎，沒有形體也就沒有精神。“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他把形神關係比喻為刀刃和鋒利的關係。第二段，說明精神、意識是人的形體所獨有的特性，並非所有的物質形體都具有，如樹木的形體就是無知覺的實體。生人和死人的質也不相同，只有活人才有知覺而具有精神作用。第三段，說明人的知覺和思維的不同特徵和相互關係。他把人的精神現象分為能感受痛癢的“知”即知覺，和能判斷是非的“慮”即思維。二者又同是精神現象的組成部分。“知”和“慮”所以有差別，因為產生於不同的器官。手等是知覺的器官，“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而具有判別是非之“慮”的器官則是“心器”。范縝還不懂得思維的器官是腦而不是心臟。文章還指出，各人的精神產生於各自的器官，從根本上駁斥了佛教的靈魂轉世之說。但范縝又認為“聖人”和“凡人”不能等同，聖人不僅在道德上超過眾人，在形體上也與眾不同。這種說法，完全用單純的生理現象來代替複雜的社會原因，陷入了錯誤的物質結構機械論。第四段，解釋儒家經典中關於鬼神記載的問題。他認為儒家經典中關於鬼神的說法，是“聖人”為教誨人民而假設的。由於受封建倫理觀念的束縛，又認為鬼是一種與人不同的生物。但他仍堅持人死神滅的觀點，不承認人鬼互變論。最後一段，指斥“浮圖害政，桑門蠹俗”，全面揭露了佛教信仰造成的社會危害。《神滅論》在中國古代思想發展史上是劃時代的小說詩歌文學作品。范縝對形神關係的論證，把古代無神論思想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