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邕
宇文邕（543—578），字禰羅突，鮮卑族人，他當了十八年皇帝，死時僅三十五歲，史稱北周武帝，著名的軍事家、統帥。
北周皇帝。小字禰羅突。武川（今內蒙古武川西）人。宇文泰第四子，生於同州（今陝西大荔）。在位十九年。武成二年（560），權臣宇文護毒死明帝宇文毓，護立時為大司空、魯國公的宇文邕為帝，仍掌朝政。建德元年（572），宇文邕誅殺宇文護，始親自處理國務。宇文邕生活儉樸，諸事希求超越古人，對宇文護及北齊所修過於華麗的宮殿一律焚毀，對下嚴酷少恩，但果斷明決，耐勞苦，征伐時躬親行陣，得士卒死力。四年，他獨與齊王宇文憲等少數人劃策，力排眾議，決定伐齊並親自統軍，圍攻金墉城（今河南洛陽），因病還師。次年又率大軍伐齊，幾路並進，攻克平陽（今山西臨汾）。圍晉陽（今山西太原西南）軍事失利，自己僅而得免。其後聽從宇文忻“死中求生，敗中取勝”的建議，終於攻克晉陽。六年，入鄴，滅北齊。齊境有北魏所俘河西人世為廝役的雜戶，周境有從東魏及南朝梁江陵俘虜的良人沒為奴婢，他都豁免為良人。建德二年，宇文邕確決三教先後，以儒為先，道次之，佛教最後。次年禁佛、道二教，沙門、道士並令還俗，為歷史上廢佛“三武”之一。突厥強盛，目北齊、北周為在南兩兒。宇文邕不得不娶突厥公主為後，滅齊之後，宣政元年（578）宇文邕率軍分五道伐突厥，未成行而病死。兩三年之後，楊堅滅周。
宇文邕是宇文泰的第四子，據說他“幼而孝敬，聰敏有器質”。宇文泰因此很喜歡他，常對人說：“成吾志者，此兒也。”青少年時代的宇文邕，前途平坦，十二歲時就被封為輔城郡公。後來孝閔帝即位，他又被拜為大將軍，出鎮同州。明帝即位，宇文邕“遷柱國，授蒲州刺史，入為大司空，行御正，進封魯國公，領宗師，甚見親愛，參議朝廷大事”。宇文邕性格沉穩，不愛多說話，但如果有事問他，他總能說到點子上，所以明帝曾感慨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武成二年四月（560）北周明帝被宇文護毒死，宇文邕即位，是為北周武帝。
北周武帝即位時，北周政局十分不穩，關鍵原因就在於宇文護壟斷了北周實權。
宇文護，又名薩保，是宇文泰的侄兒。西魏時，曾任大將軍、司空。556年，宇文泰病重臨終之前，曾鄭重地對宇文護說：“吾諸子皆幼，外寇方強，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努力以成吾志。”宇文護表面許諾下來。第二年，他擁立宇文覺為帝，建立了北周政權。宇文覺“性剛果，惡晉公護之專權”（《資治通鑑》卷一六七《陳紀》一）。宇文護見他不服，不久就把他毒死，另立宇文毓為帝，是為北周明帝。北周明帝在位不過短短四年之久，宇文護又將他毒死，改立北周武帝。
周武帝深知宇文護勢力已經長成，所以剛開始時，他不敢暴露自己對宇文護的不滿。有這樣一件事說明了他的謹慎和精明。有一次，周梁躁公侯莫陳崇隨周武帝一同到原州，夜裡，他執意回到長安去。眾人都認為這件事有些奇怪。陳崇自以為聰明，便對自己周圍親近的人說：“吾比聞術者言，晉公今年不利，車駕今乎夜還，不過晉公死耳。”有人把陳崇的話傳了出去。周武帝聽說後，立即召諸公於大德殿，當著眾人的面責罵陳崇，陳崇惶恐謝罪。就在這一天夜裡，宇文護派兵衝進陳崇住所，迫使他自殺了。周武帝這樣做，起到了表明自己對宇文護決無二心的作用。不久，周武帝又用韜晦之計表彰宇文護，詔稱：“大冢宰晉國公，親則懿昆，任當元輔，自今詔誥及百司文書，並不得稱公名。”（《資治通鑑》卷一六九《陳紀》三）
宇文護的母親，被北齊俘虜，母子分離三十五年，後來北齊將她放回，周武帝對她也竭力奉承，“凡所資奉，窮極華盛。每四時伏臘，周主帥諸親戚行家人之禮，稱觴上壽”。用此來博得宇文護的歡心。
由於周武帝表面上的尊重、曲從，宇文護沒有像對宇文覺、宇文毓那樣對待他。然而在暗中，宇文護還是時時要挾周武帝，專橫跋扈，總想取而代之。
公元572年，周武帝決心剷除宇文護。一天，宇文護從同州返回長安，周武帝便與他一同來見太后，周武帝一邊走，一邊對宇文護說：“太后春秋高，頗好飲酒。雖屢諫，未蒙垂納。兄今入朝，願更啟請。”說著，又從懷中掏出一篇《酒誥》交給宇文護，讓他以此勸說太后。宇文護進到太后居處，果然聽從周武帝所言，對太后讀起了《酒誥》。他正讀著，周武帝舉起玉珽在他腦袋上猛地一擊。宇文護跌倒在地，周武帝忙令宦官何泉用刀砍殺宇文護，泉心慌手顫，連砍幾刀都沒有擊中要害。這時，躲在一旁的周武帝母親的弟弟衛公直跑了出來，幫忙殺死了宇文護。誅宇文護，是北周武帝一生中的大事。它使周武帝避免了走短命皇帝的老路，把北周從內亂傾軋中解救出來。
宇文護被殺後，北周的大權才真正開始掌握在北周武帝手中。周武帝除去了心頭之患，開始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他在父親宇文泰所建立的基礎上，終於使原來弱於北齊的北周，轉弱為強。
北周武帝一生中另一件大事就是滅佛。
南北朝時，佛教開始在中國傳布興旺起來，有人上書警告最為佞佛的梁武帝說，天下戶口幾乎被寺廟占去了一半。北朝佛教的影響更大，北魏末年有佛寺三萬餘所，僧尼達二百萬以上。北齊佛風更熾，境內佛寺四萬多所，僧眾二百萬。僧侶不僅干涉政治而且干涉經濟，寺院經濟日益發展，僧侶地主和世俗地主互相爭奪土地和人民，大量的壯勞力投入佛門，國家因此而失去兵源。佛教對當時社會的衝擊，不亞於洪水猛獸。一些統治者雖說也感受到了佛教對國家政治、經濟、軍事的衝擊，但他們卻不願對佛教採取什麼措施，因為佛教能欺騙和麻痹廣大窮苦大眾，封建統治者正是看中了佛教的這一作用。所以宋文帝說如果天下的百姓都信佛教，“則吾坐致太平，夫復何事！”正因為如此，南北朝的統治者對於佛教一般都是採取政治上保護、經濟上支持的政策。比如梁武帝把佛教定為國教，幾次捨身到同泰寺去當“寺奴”。因此，在當時滅佛是需要勇氣和毅力的。在北周武帝之前，魏太武帝也曾滅佛，魏太武帝滅佛主要採取武力，而北周武帝滅佛主要採取和平的方式，所以效果更好些。
天和二年（567），有一個叫衛元嵩的人給周武帝上書，認為“唐、虞無佛圖國安；齊、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但利民益國，則會佛心耳。夫佛心者，大慈為本，安樂含生，終不苦役黎民。”因此，他建議周武帝滅佛。
衛元嵩本是四川的一個和尚，為了譁眾取寵，他聽從自己老師的建議，故意裝瘋賣傻。後來，他到了長安，一方面與當朝權貴結交，一方面玩弄故伎，讓大家認為他是與眾不同的奇人，他對周武帝鼓吹滅佛，也本是出於這一目的。可是，說者無意，聽者有心，衛元嵩的建議正符合急於求治的周武帝的心意，出於政治、經濟、軍事上的考慮，周武帝決定滅佛。
不久，周武帝先後召開了幾次大會，召集百官、道、僧聚集一堂，討論是否應該滅佛。儘管周武帝滅佛之意已很明顯，但討論進行了四次之多，仍無結果。因為當時佛教已深入人心，扭轉世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重要的是，當時朝廷中掌握實權的是宇文護，宇文護是虔誠的佛教徒，滅佛之事，阻力首先來自於他。所以，當時滅佛的條件遠未成熟。
公元572年，周武帝誅殺宇文護，把大權收歸己有之後，於次年十二月，又召集道士、僧侶、百官再次討論佛、道、儒三教的問題。這一次，“帝升高坐，辨釋三教先後，以儒為先，道教為次，佛教為後”。把佛教抑為最末，事實上已是滅佛的前奏。當時有些佛教徒不知周武帝用意所在，還一個勁地爭辯不休，說明佛教當在道教之上，心裡很不服氣。而另一些明眼人卻看透了周武帝的心事，指出：“若他方異國，遠近聞知，疑謂求兵於僧眾之間，取地於塔廟之下，深誠可怪。”他們認為周武帝這樣做並不能達到預期目的，因為“但頑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給民，豈能富國”（《廣弘明集》卷24《周釋曇積》《諫周高祖沙汰僧表》）。
僧侶的譏諷、反抗都無濟於事，反而更增添了周武帝對滅佛的決心。建德三年（574）五月十五日，周武帝下詔“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並禁諸淫祀，禮典所不載者，盡除之。”一時間，北周境內“融佛焚經，驅僧破塔……寶剎伽蘭皆為俗宅，沙門釋種悉作白衣”（《歷代三寶記》）。
建德六年（577）正月，周武帝率軍攻入齊鄴城。當時齊地佛風最盛，周武帝決心將尊儒滅佛的政策在齊地推行。齊國有一個叫熊安生的國子博士，博通五經，聽說周武帝入鄴城，連忙叫家人掃門準備迎接周武帝前來拜訪，他的家人都感到奇怪，熊安生說：“周帝重道尊儒，必將見我。”果然不久，周武帝就親自來拜見他了。周武帝給了這個儒生很高規格的禮遇，“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賞賜甚厚，給安車駟馬以自隨”（《資治通鑑》卷一七三《陳紀》七）。在尊儒的同時，周武帝又召集北齊僧人，講敘廢佛的理由。僧人慧遠以地獄來威脅周武帝，他警告周武帝說：“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滅三寶，是邪見入。阿鼻地獄不簡貴賤，陛下何得不怖。”（《廣弘明集》卷十《敘釋慧遠抗周武帝廢佛教事》）周武帝沒有懼怕所謂死後下地獄的警告，下令禁斷齊境佛教。
周武帝滅佛一事，被佛教徒視為佛教浩劫，竭力攻擊。但從當時歷史來看，周武帝的滅佛對社會發展所起的作用是利大於弊的。周武帝不顧世俗偏見，從公元574年到578年，他下令“毀破前代關山西東數百年來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掃地悉盡。融刮聖容，焚燒經典。八州寺廟，出四十千，盡賜王公，充為第宅。三方釋子，滅三百萬，皆復軍民，還歸編戶。”（《歷代三寶記》）
周武帝滅佛，時間較長，涉及面廣，觸動深，成績很可觀，這一點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因此當時有人稱讚說：“帝獨運遠略罷之（指滅佛），強國富民之上策”（《廣弘明集》卷七《敘列代王百滯惑解》）。滅佛事實上也起到了“民役稍希，租調年增，兵師日盛。東平齊國，西定妖戎，國安民樂”的作用。正因為北周成功的滅佛運動，才使它國力大大增強，為滅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周武帝一生中第三件大事，就是滅北齊，統一北方。長期以來，北周和北齊的關係主要是戰爭關係，雙方互有勝負，力量大體均衡。但是自從北周武帝親政後，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一是經過滅佛，國家經濟勢力增長；二是吸收均田上廣大漢族農民充當府兵，擴大了府兵隊伍，軍事優勢形成；三是北與突厥和親，南和陳朝通好，外交策略上的成功。而北齊，卻處於“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忌害忠良。闔境嗷然，不勝其弊”（《周書·韋孝寬傳》）的狀況。
北齊後主高緯是歷史上有名的昏君。他不愛說話，膽子又小，因此不願意接見大臣。大臣向他奏事時，都不敢抬頭看他，往往是把要講的事撮其大要，略略一說就慌忙退出了。高緯對理政全無興致，日常生活卻十分奢侈，“後宮皆寶衣玉食，一裙之費，至直萬匹，競為新巧，朝衣夕弊。盛修宮苑，窮極壯麗，所好不常，數毀又復。百工土木，無時休息，夜則然火照作，寒則以湯為泥，鑿晉陽西山大像，一夜然油萬盆，光照宮中”（《資治通鑑》卷一七二《陳紀》六）。高緯整日裡和一些寵臣、美姬鬼混，自彈琵琶，唱無愁之曲，近侍和之者以百數。齊朝的老百姓給他送了個雅號，稱為無愁天子。高緯還隨意封官，連他寵愛的狗、馬、鷹、雞都被封為儀同、郡官、開府。北齊的政治一團漆黑。
北周武帝看清了北齊混亂的局勢，決定出兵伐齊。公元575年七月，周武帝命宇文純、司馬消難，達奚震為前三軍總管，宇文盛、侯莫陳瓊、宇文招為後三軍總管。楊堅、薛迥、李穆等率軍分道並進。周武帝自率大軍六萬，直指河陰。周軍進入北齊境內，紀律嚴明，“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頗得民心。不久，周武帝所部順利攻下了河陰城（今河南孟津縣東）。齊王憲部拔武濟，進圍洛口，攻下了東、西二城。周軍包圍中城（今河南孟縣西南）達二十天，久攻不下。周武帝自率所部攻金墉城不克。九月，齊右丞相高阿那肱從晉陽率大軍援救河陽，周武帝得了急病，只得退兵。
第二年（576）十月，北周再次出兵伐齊。此次伐齊，周武帝集中了十四萬五千兵力，改變了前次進軍路線，親自率部直攻晉州。他對群臣解釋此舉意圖時說：“前出河外，直為拊背，未扼其喉。晉州本高歡所起之地，鎮攝要重，今往攻之，彼必來援；吾嚴軍以待，擊之必克。然後乘破竹之勢，鼓行而東，足以窮其巢穴，混同文軌”（《資治通鑑》卷一七二《陳紀》六）。周軍以越王盛、杞公亮、隨公楊堅為右三軍，譙王儉、大將軍寶泰、廣化公丘崇為左三軍，齊王憲、陳王純為前軍。十月下旬，周軍主力進抵平陽城下，北齊晉州刺史崔景皓等投降。平陽為晉陽門戶，在軍事上具有重大意義。周武帝接受了上次伐齊失敗的教訓，派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安定梁士彥為晉州刺史，留精兵一萬鎮守平陽城。
北齊後主高緯在周軍進攻平陽的時候，正帶領妃子馮淑妃在天池（今山西寧武縣西南管涔山上）打獵，晉州告急的文書，從早晨到中午飛馬傳送了三次，右丞相高阿那肱居然不去報告高緯，理由是：“大家正為樂，邊鄙小小交兵，乃是常事，何急奏聞！”一直到晚上，信使來說：“平陽已陷。”高阿那肱才上奏高緯戰事情況，馮淑妃卻要求高緯“更殺一圍”。高緯竟然置如此緊急的戰局而不顧，又和馮淑妃盡興打起獵來。唐詩人李商隱《北齊二首》詩云：“巧笑知堪敵萬機，傾城最在著戎衣。晉陽已陷休回顧，更請君王獵一回。”就是諷刺此事的。
十一月初，北齊後主率齊軍主力十萬到達平陽，開始將平陽城包圍，晝夜不停地攻打。城中情況危急，城堞皆盡，城牆完好處不過數仞而已。齊周雙方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周外援不至，守城將士有些驚慌，梁士彥慷慨自若，對將士們說：“死在今日，吾為爾先。”於是周軍奮勇爭先，無不一以當百。齊軍稍退，梁士彥立即命令城中軍民乃至婦女，晝夜修城，三日就把城牆修好了。齊軍挖地道攻城，城坍陷了一處，將士乘虛而入，可就在這緊急關頭，高緯突然命令將士暫停攻城。原來傳說晉州城西石上，有聖人遺蹟，高緯要和馮淑妃同去觀看，馮淑妃塗脂抹粉，耽誤了很長時間才姍姍而來，這期間，周軍早已搶時間用木板把缺口擋住了。高緯又恐城中射出的弩矢傷了馮淑妃，特抽出攻城的木料，築造遠橋。這樣一折騰，齊軍失去了攻城的有利時機。
十二月，周武帝從長安趕赴平陽，周軍其他各路也聚集平陽，約有八萬兵力，周軍臨城而陣，東西長達二十餘里。起先，齊軍怕周軍猝然而至，曾想出一個辦法，在城南穿塹，從喬山至於汾水，齊王高緯見周軍到來，便下令齊兵在塹北布陣。周武帝命齊王憲前去探看虛實，齊王憲回來很有信心地對周武帝說：“請破之而後食。”周武帝聽了十分高興說：“如汝言，吾無憂矣！”周武帝乘著馬，巡視周軍，一邊走，一邊高聲讀出各軍主帥姓名以示慰勉，將士喜於被知，精神更加振奮。
高緯對高阿那肱說：“是戰好呢，還是不戰好？”高阿那肱回答說：“吾兵雖多，堪戰者不過十萬……昔攻玉壁，援軍來即退。今日將士，豈勝神武（指高歡）時邪！不如勿戰。”也有人主張與周戰，如有一個叫安吐根的說：“一撮許賊，馬上刺取，擲著汾水中耳！”高緯主意不定。齊的群臣中又有人提出一條可笑的意見說：“彼亦天子（指周武帝），我亦天子。彼尚能遠來，我何為守塹示弱。”高緯對這條意見很讚賞，認為“此言是也”。於是下令填塹。
本來，周武帝一直想進攻齊軍，卻苦於被塹阻擋，現見齊軍主動把塹填平，不禁大喜，連忙下令進攻齊軍。
兩軍交戰，實力不相上下，後來齊軍略略後退，馮淑妃就驚慌失措地大聲喊道：“齊軍敗啦！齊軍敗啦！”齊錄尚書城陽王穆提婆急忙對高緯說：“趕快走，趕快走呀！”高緯帶著馮淑妃慌忙向高梁橋逃去。齊師君主一逃，頓時軍心大亂，連戰皆潰，死者萬餘人。“軍資甲仗，數百裡間，委棄山積。”
平陽之戰，北齊主力實際已被打垮。高緯逃回晉陽，想逃往北朔州（今山西朔縣），進而投奔突厥。他一出晉陽城，群百紛紛逃離，連穆提婆見大勢已去，也轉而投奔周武帝去了。
齊後主高緯逃到鄴城，企圖重整軍容，斛律孝卿請他接見將士，並為他事先準備好講稿，告訴他要“忼慨流涕，以感激人心。”高緯走到將士面前，突然記不起該要講的話，於是大笑起來。見高緯笑，左右隨從也禁不住跟著大笑。將士們見此情景，都非常氣憤，紛紛說：“你皇帝都不著急，我們還急什麼！”於是皆無戰心。
高緯在鄴，還搞了一個禪位的把戲，將皇帝位子讓給了八歲的兒子高恆，自己當起太上皇來。公元577年正月，周武帝率軍攻破鄴城，高緯於先一日逃往濟州，又從濟州逃往青州，準備投奔陳朝，為北周追兵所俘，送往長安，第二年被殺。
周武帝滅齊，統一北方，在歷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它結束了自東西魏分裂以來近半個世紀的分裂割據局面，使人民免受戰爭苦難，得以重建家園，恢復生產，從而促進了整個北方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廣泛交流和發展，為隋統一中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可以說，沒有北周北齊的統一，就沒有後來南北朝的統一。
周武帝一生，致力於改革。他在父親宇文泰勵精圖治的基礎上，實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公元573年，周武帝下令改“軍士為侍官”，吸收均田上的漢族農民充當府兵。當兵本人可以免除租調和徭役，他們的家庭在三年內也可以不交納租調和服徭役，原來為地方豪強大族所控制的農民，現在直接為朝廷所掌握。這是周武帝對府兵制所作的一項重大改革內容。滅齊以後，他把改革擴展到了整個北方。就在滅齊的這年八月，下詔“凡諸雜戶，悉放為民，配雜之科，因之永削。”十一月，又規定“自永熙三年七月以來，去年十月以前，東土之民，被抄略在化內為奴婢者，及平江陵之後，良人沒為奴婢者，並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田主人猶須共居，聽留為部曲及客女。”次年，又下令釋放豆盧寧攻打江南武陵等地所俘“民庶為人奴婢者”成為百姓。他還注重廣辟農田，興修水利，於“蒲州開河渠，同州開龍首渠，以廣灌溉”。周武帝在“六條詔書”的基礎上，制定了“刑書要制”。“要制”在本質上是鎮壓人民的，但對豪強地主隱沒土地和人口也同樣施以重典。如規定正、長隱沒戶口五戶和十丁以上或土地三頃以上的處死刑。此外，他還頒發了統一的度量衡，便利於商業交往。所有這些改革措施，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要求，促進了生產力的解放，對當時經濟的恢復，社會的安定，起了積極作用。
周武帝一生戎馬倥傯，能和將士同甘共苦，身先士卒。他“銳情教習，至於校兵閱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人所不堪……每宴會將士，必自執杯酒或手付賜物。至於征戰之處，躬在行陳”，故“能得士卒死力”。
周武帝一生，勤於政事，生活簡樸，平居常穿布衣，蓋布被，後宮不過十餘人。前宇文護掌權時所建宮室，“悉令毀撤，雕斫之物，並賜貧民”。連《資治通鑑》作者司馬光也不止一處談到他“性節儉”，稱讚說：“周高祖可謂善處勝矣！他人勝則益奢，高祖勝而愈儉。”
周武帝不愧為南北朝時期的一代英主，可惜正當他打算“平突厥，定江南”，實現統一全國理想的時候，不幸於出征前夕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