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軍行·左延年
苦哉邊地人，一歲三從軍。
三子到敦煌，二子詣隴西。
五子遠斗去，五婦皆懷身。
據《晉書·音樂志》載，左延年在黃初（220—226）年間，“以新聲被寵”，其地位大致相當於漢武帝時代的李延年。因他是宮庭樂官，比較講究歌辭中的韻律和感情色彩。因此，分析這首詩的思想藝術價值時，也必須從文學和音樂兩個角度來欣賞。從文學的角度看，這首詩有類於王粲《七哀詩》中的“邊地使心悲”篇。因為兩者都是描寫西北邊民的戰爭負擔和所受的災難。但王詩寫得比較細緻平直，而左詩則注重了音樂的跳躍性和簡括性。從音樂的角度論，它吸收了民間樂府的特點，但又不象樂府民歌那樣注重排比鋪陳，而是以簡括語言出之，給讀者留下較多的想像餘地，是比較典型的文人樂府詩。
起首二句：“苦哉邊地人，一歲三從軍。”“苦哉”雖是樂府詩中寫憐憫內容常用的發端語，但由於它是一種悲愴的調子，悽苦感嘆的詞語，讀後仍給人以心靈的撞擊和顫動。而“邊地人，一歲三從軍”，則表明邊地的戰爭頻仍，人民的深重災難。這裡的“三”字，不是實指次數，而應當作多次、頻繁解。意思是沒完沒了的從軍，打仗，不可止息。讀來倍感痛戚、沉重，頗有呻吟、幽嘆的情味。
接下來，詩人要具體敘述邊人的悽苦不幸遭遇，但詩人不是將五個兒子的情況一一敘述，全盤托出，而是只列舉了其中兩個兒子的情況：“三子到敦煌，二子詣隴西”。“敦煌”，即今之甘肅省敦煌縣；隴西，秦置郡名，在今臨洮縣之東北。兩地均為荒遠之處。在這裡，詩人只列舉了“三子”、“二子”，而將其餘“一子”、“四子”、“五子”略去，這樣非小說詩歌文學作品的忽略，而是為了收到用字少而韻味長的藝術效果。寫詩如同作畫，善畫龍者，總是雲龍藏身，只寫首尾，通過一鱗半爪，而想見全軀。如全畫出，不給讀者留有想像餘地，便會興味索然。從用韻講，“煌”字用開口呼，是響韻，讀來響亮，唱來有高遠的間響效果，“西”字是唱腔“尖團”音中有尖音，讀來悠長，唱起來給人以極其遙遠的藝術想像。
五六句是總括邊人全家的現實處境：“五子遠斗去，五婦皆懷身。”“斗”即格鬥，指對面廝殺，打交手仗；“五婦”，指五個兒媳；“皆懷身”，都懷孕在身。可以想像，五個兒子都到邊遠的地方打仗去了，都在異廝殺，白刃相見，他們怎么能保得住不陣亡呢？如果陣亡，那全家將是什麼樣子呢？除了白髮翁媼，便是身懷六甲的少婦忽然剛剛落地的遺腹子，即使將來能全軀還家，但就目前他們又怎么過得下去呢？小說詩歌文學作品雖然只寫了“一歲三從軍”，但在漢末混亂之也，“一歲三從軍”的情況，又哪會只此一年呢？戰亂不息，格鬥不止，這樣長時期地戰鬥下去，上有高堂父母，下有黃口小兒，舉家全是老弱婦孺，戰士們的心中怎能不悽苦不堪呢？這些，好在小說詩歌文學作品中全未明講，而是讀者從“五子遠斗去，五婦皆懷身”的事實中去理解、去想像。這正是小說詩歌文學作品的高明之處。
本詩第二句的“一歲三從軍”與第三句的“三子到敦煌”；第五句的“五子遠斗去”與第六句的“五婦皆懷身”。這些，都既非修辭學中的“頂真”和“續麻”，也不屬於詞章學中的“重現”和“復沓”，但在意念和音響上，卻引起到了災難並至、紛至沓來的直覺感，從而更增加了對邊民災難生活的同情。這種感情，實際上不是文學意義的效果，而是音樂中特有的音響感應。前人評論此詩，曾有“以為不全者”，認為這不是一首完整的詩章。其實，他們只注意子從“文學”的角度來研究，而忽視了這是樂師之詩，沒注意從“音樂”的角度去開掘它的藝術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