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公諫厲王弭謗分析
課文研討
一、整體把握
本文記敘周厲王暴虐無道，用高壓手段乃至殺戮來鎮壓人民的批評，他不聽召公的勸諫，結果被人民放逐，遭到滅亡的下場。
全文分三段。
第一段，寫厲王弭謗的方法，寥寥幾筆，便寫出王虐民怨的狀況。
第二段，寫召公諫弭謗，從正反兩面反覆闡明不可“防民之口”，懇切有力。
第三段，寫弭謗的結果，“流王於彘”，完全應驗了召公的諫言。
全文重點是記述召公勸諫之詞。這段文字的中心思想是勸諫厲王不能壓制人民言論，應像治水那樣予以疏導，讓人民對朝政暢所欲言，擇善而從，改正失誤，實現人民的意願。內容分三個層次。
第一層(“是障之也”至“為民者宣之使言”)，召公用“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比喻，說明厲王弭謗的危害性，可謂振聾發聵!“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具體說明了“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道理。江河堵塞不通，就會引起決堤泛濫，受到傷害的人一定很多。而堵塞人民的嘴，不讓人民講話，也必然會引起類似江河決堤泛濫那樣的嚴重後果。這就自然而然地引出結論，也是召公的政治主張：“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就是要讓老百姓把話說出來，才是為政者的正確途徑。
第二層(“故天子聽政”至“是以事行而不悖”)，以“天子聽政”一句總領，寫了“宣之使言”的種種好處。召公認為，天子處理政事，首先要廣開言路，讓人民把心裡想的都說出來，才知道老百姓在想些什麼。這就是通過大大小小的各種官員，用詩、曲、書、箴等形式進言。“瞍賦”照應並小結獻詩、獻曲兩句，“矇誦”兩字照應並小結獻書、師箴兩句。“百工諫，庶人傳語”，著重寫平民進諫。“近臣盡規，親戚補察”，著重寫親近者盡規補察。因為是近臣，接觸君王的機會較多，所以應盡規勸之責；因為是王親國戚，對政治的混亂有切膚之痛，更應該彌補君王的過失，更便於督察君王的言行。“瞽史教誨”是說使太師、太史用禮樂之道來對自己進行教誨，以提高自己的修養。前十句著重寫聽取各方面的意見，這句著重寫聽取教誨。“耆、艾修之”則是對來自各方面的意見、教誨加以整理，作為君王治理朝政時的參考。“而後王斟酌焉”是說君王對上述各種意見考慮取捨，斟酌損益，從而決定施政方針。“是以事行而不悖”，只要按上面所說的辦，就能使國家政治立於不敗之地，也是“宣之使言”的必然結果。
第三層(“民之有口也”至“其與能幾何”)，從正反兩方面論述“民謗”直接關係到國富民強的道理。以“土之有山川”和有“原隰衍沃”比喻“口之宣言”，是前一個比喻的深入。即對待民“謗”不僅不能消極被動地“防”，更要積極主動地“宣”。金聖歎在《才子古文》中說：“前說民謗不可防，則比之以川；後說民謗必宜敬聽，則比之以山川原隰。”這就更增強了勸諫的說服力。這兩個分句說明了“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也就是說，讓老百姓用嘴發表言論，國家政事的好壞就能夠從這裡體現出來。“行善而備敗，其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緊承、小結“財用於是乎出”和“衣食於是乎生”兩句，也說明了“口之宣言”的重要性。接下來，作者又從反面說明民“言”只能“宣”而不能“壅”的道理。也就是說，即使國君不能“宣之使言”，而採取堵塞的辦法，也必然是徒勞的，最終也是注定要失敗的。“胡可壅也”，“其與能幾何”，連用兩個反問句，使結論既簡潔有力、不容置疑，又顯得語重心長。這一段寫召公的諫言，滔滔不絕，一氣呵成，把召公的主張抒發得淋漓盡致。
閱 讀 鑒 賞召公諫厲王弭謗文中提出的“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已經成為歷代傳誦的名言佳句。《荀子·王制篇》說：“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唐朝魏徵的《諫太宗十思疏》說：“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都來源於此，可見這一比喻對後世影響之大。
二、問題探究
1.本文的寫作特色是什麼？
(1)邏輯嚴密，說服力強。
這篇課文句句相銜，邏輯嚴密。如第一段：“厲王虐，國人謗王。”“虐”是“謗”的原因，“謗”是“虐”的結果。下文的“民不堪命矣”，也源於“虐”和“謗”。而王的“怒、監、殺”是聽了召公勸告後的反應，由怒而監，由監而殺，具有內在聯繫。“莫敢言，道路以目”又是“怒、監、殺”的結果。全文不過二百餘字，卻具有“反、正、反”的兩次轉折。多用短句，每句大多三五字，最多也不過九句，句句擲地有聲，讀來有一種緊迫感，增加了課文的氣勢，也使課文具有較強的說服力。
(2)比喻生動形象。
召公針對厲王的暴政，以“為川”為喻，警誡厲王要尊重民意，體察民情，弭謗猶如壅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寓說理於比喻之中，含有深刻的哲理。把“民之有口”比喻為“土之有山川也”，從積極的方面指出，應當正確認識民“謗”，才能做到“行善而備敗”。
(3)詳略得當。
課文主要寫召公的兩次進諫，但詳略不一。前一次進諫，只用“民不堪命矣”五個字，可謂惜墨如金，是略寫；後一次進諫，運用比喻、排比、反問等修辭手法和類比、對比等論證方法，如江河直下，洋洋灑灑，是詳寫。對諫辭詳寫，對勸諫的原因和結果則略寫。詳者不嫌其繁，略者不顯其簡，恰到好處。就人物來說，召公詳寫，厲王和國人略寫。
2.本文人物形象有哪些特點？
召公
召公即召穆公，名虎，是西周開國同姓功臣的後代，這時任厲王的卿士。作為西周王室重臣的召公，目睹了厲王的暴虐和朝政的混亂局面，他不得不仗義直言，“民不堪命矣”，雖只有簡短的五個字，卻包含著召公內心的焦急、沉痛和期待。哪知厲王變本加厲，採取了嚴厲鎮壓的措施，造成了“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的局面。這時，周王朝的統治危如累卵，在眾大臣緘口不言的情況下，召公不得不第二次進諫。他這一次進諫，一反原先的委婉之辭，而是直陳利害，嚴厲斥責厲王的做法是“障之也”。語氣的變化反映了形勢的變化，也是召公心情的變化。他的第二次諫言，以“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為喻，說明統治者如何對待百姓言論，關係著國家的興衰。先用“川壅必潰”，指出弭謗的危險性。這決不是召公故意誇大其辭，危言聳聽，而是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再用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猶其有原隰衍沃也”，指出讓人民講話，可以“行善而備敗”，達到“阜財用衣食”的目的。這段諫言，表現了他作為一個社稷重臣的遠見卓識，也反映出召公的良苦用心。
當然，召公“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觀點，顯然是站在統治階級立場上，為維護周王朝統治者的利益服務的。但他能重視人民民眾的意見，主張“宣之使言”，反對鎮壓措施，在當時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厲王
厲王是我國歷史上一個有名的暴君。課文刻畫了這個暴虐兇殘、剛愎自用、拒不納諫的獨夫形象。他不僅認識不到危機，反而沾沾自喜，他的一怒一喜，表現了他的殘忍和昏庸。召穆公直言勸諫，厲王不但不聽，反而派衛巫監視敢於批評厲王的人，堵塞言路，屠殺謗者。他的暴虐和頑固，最終落得個“國人流王於彘”的下場。
國人
據范文瀾《中國通史》第一冊，“國人”是與“野人”相對而言的。住在田野小邑的農夫叫“野人”，住在通都大邑里的工商業者叫“國人”。課文多次寫到國人，處處與厲王相對照，又暗合了召公的諫言。“莫敢言”“道路以目”的形象描寫，從側面表現了厲王的暴虐與國人的怨忿。最後的“莫敢出言”，不僅不敢議論國事，就連日常生活也不敢多言了，極寫國人受壓抑之深、沉默之至，恰似萬馬齊喑、山雨欲來之狀。
關於練習
一、本文重點是記敘召公勸諫之詞，清人余誠評點說：“諫詞只天子聽政一段在道理上講，其餘俱是在利害上講；而正意又每與喻意夾寫，筆法新警異常。”通讀課文，說說召公是怎樣從正反兩方面講述弭謗的危害的。
設題意圖：本題意在讓學生重點閱讀文章主要段落，經過分析，概括要點。
參考答案：見課文研討
二、歸納下列多義詞的義項。
與
1.失其所與，不知
2.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
3.秦伯說，與鄭人盟
以
1.或以為死，或以為亡(《陳涉世家》)
2.以告，則殺之
3.是以事行而不悖
猶
1.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
2.臣之壯也，猶不如人
3.猶得備晨炊(《石壕吏》)
流
1.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木蘭詩》)
2.三年，乃流王於彘
3.三教九流
設題意圖：本題意在讓學生整理積累已學過的文言詞的義項。
參考答案：
與：1.幫助；2.讚許；3.和、跟。
以：1.認為；2.依據，按照；3.因為，“是以”即“以是”。
猶：1.如同，好像；2.尚且；3.還、仍。
流：1.流動；2.放逐、流放；3.流派、派別。
教學建議
一、本文語言上代表了《國語》質樸平實的特色。教學中，要引導學生藉助注釋，閱讀課文，弄清課文大意，了解作者“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民本思想。
二、有些詞語與當時的典章制度有關，如“衛巫”“列士”“獻詩”“瞽”“瞍”“矇”“百工”等，在文言文中用得較少，屬於比較冷僻的詞語，教學中重在幫助學生領會課文的意思，不必在這些詞語上花費太多的時間。
有關資料
一、作者、小說詩歌文學作品
《國語》的作者是誰，歷來沒有定論。相傳它和《左傳》都是出於左丘明之手。一般的看法是，《國語》的成書有一個過程，最初是左丘明傳誦，然後是時人傳習，最後經列國之瞽史改編、潤色而成。時代大約在戰國初年。
《國語》是我國最早的國別史，共二十一卷，分《周語》《魯語》《齊語》《晉語》《鄭語》《楚語》《吳語》《越語》八部分，記敘由西周穆王二年(前990年)起到東周貞定王十六年(前453年)共538年各國內政、外交等事件。全書似乎是編輯各國舊存的史料而成，採擇有多有少，以《周語》的記載最詳備，其餘各國所記，都是側重在某幾個人物和事件上。《國語》的編寫意圖，是“求多聞善敗以監戒也”(《國語·楚語下》)。由於《國語》在內容上比較接近《左傳》，又具有同樣的史料價值，所以《國語》又有《春秋外傳》(韋昭《國語解·敘》、劉熙《釋名》)之稱。
《國語》的文字質樸簡練，文學成就雖不及《左傳》，但也是先秦時期一部重要的散文著作。
二、背景材料
《左傳》稱厲王為“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在厲王統治時期，各種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統治者的危機日益嚴重。《國語》中有芮良夫論榮夷公專利篇，說榮夷公擅長搜刮財物，殘酷欺壓百姓，而厲王卻偏偏重用“好專利而不知大難”的榮夷公和虢公長父等佞臣，對內封山占水，壟斷了山林川澤的一切收益，禁止老百姓采樵、漁獵，斷絕了廣大人民民眾的生計。對外興師動眾，征伐鄰邦，不斷加重老百姓的負擔。他的倒行逆施、橫徵暴斂，引起了廣大人民的強烈不滿，朝野上下，危機四伏，民怨沸騰。這自然引起像召公這樣有識之士的憂慮。
三、補充注釋
1.衛巫
商代統治者非常迷信天命鬼神，每事必求神問卜而後決。到了周代，這種情況已經有所改變，但統治者仍幻想用鬼神來愚弄人民。所以“巫”在當時具有特殊的作用。韋昭《國語注》說：“以巫有神靈，有謗必知之。”意思是說，巫能通神，他能覺察到誰是謗者。其實，課文中的“衛巫”，已完全變成了厲王的耳目和幫凶，是厲王用來鎮壓人民的工具。
2.公卿至於列士
周代大臣的等級分公、卿、大夫、士四等，而士又分上士、中士和下士，故稱“列士”。
3.獻詩
當時周王朝及各諸侯國蒐集的歌謠和士大夫撰寫的詩篇。流傳到今天的《詩經》就是從周代保留下來的這類詩篇的一部分。
4.瞽、瞍、矇
他們都是盲人。這裡也兼指官職。《國語·楚語上》:“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在先秦文獻中，瞽與史，有時合稱，有時又分而言之。如《國語·周語下》:“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古代樂官皆以盲人充任，據說是由於他們的聽覺敏銳，善於辨別音律。但這幾種盲人又略有差別。從等級上講，“瞽”是樂官中的太師(下文“師”是少師，比“太師”級別略低，也是盲人)，地位比“瞍”“矇”高。從失明的情況講，眼睫間有縫隙，內有眼珠而不能見物者叫“瞽”;眼中空洞無眼珠者叫“瞍”;眼中有珠，雙睫也能開合，但不能見物者叫“矇”，有人認為就是現在的青光眼。
5.百工
古代的“百工”有三種用法，一可指各種手工藝者，二可指百官，三可指各種樂工。這裡，我們認為晉杜預的解釋較為確切，即指“各種樂工”，不僅合乎情理，避免了上下文意思重複，而且可通過“樂”字與上文的盲樂官相聯繫，通過“工”字與下文的“庶人”相聯繫，在內容上與前後句密切相關。
四、譯文
周厲王暴虐無道，老百姓都指責他的暴政。召公告訴厲王說:“人民忍受不了這樣的暴政了！”厲王發怒了，找來衛國的巫師，派他監視那些指責朝政的人。根據衛國巫師的報告，厲王就把被告殺掉。老百姓都不敢說話了，在路上遇見，也只是以眼神示意。
周厲王高興了，告訴召公說:“我能制止老百姓的指責議論了，人們再也不敢說什麼了。”
召公說:“這是阻塞人們的言論啊。堵住人民的嘴，比堵塞河流更嚴重。河流壅塞而崩潰泛濫，傷害人一定很多。人民也是這樣。因此，治水的人要挖開水道，使它通暢流淌;治民的人也應開導他們，使他們暢所欲言。所以天子處理政事時，讓公卿以至列士進獻諷諭詩，讓盲樂師進獻樂曲；讓史官進獻史籍;讓太師進獻勸諫的箴言;讓無眸子的盲人吟詠，讓有眸子的盲人誦讀;讓各種樂工進諫，讓平民百姓把他們的話傳上來;讓近臣盡力規勸，讓王室成員彌補天子的過失，監察朝政;盲樂師和史官以樂歌、史籍之言教誨天子;讓國內元老將這些意見加以歸納整理，然後，由天子斟酌處理。這樣做事就不致違背情理。
“人民有口，就像土地上有山水，財物用度都從這裡出產;又如土地上有高原、窪地、低平之地、水澆之田，衣服、食物也從這裡出產。人民用嘴發表意見，政事的好壞就列舉出來了。推行好的防止壞的，就能使財用、衣食增多起來。老百姓內心考慮的事能說出來，就應照著實行，怎么能加以堵塞呢？如果堵住了老百姓的嘴，還有多少人會關心政事呢？”
周厲王不聽。於是，老百姓再也不敢說話了。過了三年，老百姓就把厲王流放到彘地去了。
五、助讀材料
1.關於《國語》作者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漢書·司馬遷傳》
左丘明……復採錄前世穆王以來，迄魯悼智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以為《國語》。
──韋昭《國語解·敘》
昔左丘明將傳《春秋》，乃先採列國之史，國別為語，鏇獵其英華，作《春秋傳》。而先採集之語，草稿具存，時人共傳習之，號曰《國語》，殆非丘明本志也。故其辭多枝葉，不若內傳之簡直俊健，甚者駁雜不類，如出他手。蓋由當時列國之史，材有厚薄，學有淺深，故不能醇一耳。不然，丘明特為此重複之書。何也？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三“經籍十”引
2.關於《國語》的評價
《國語》記諸國君臣相與言語謀議之得失也。
──《釋名·釋典藝》
《國語》一書，深厚渾樸，《周(語)》《魯(語)》尚矣。《周語》辭勝事，《晉語》事勝辭。《齊語》單記桓公霸業，大略與《管子》同。如其妙理瑋辭，驟讀之而心驚，潛玩之而味永，還須以《越語》壓卷。
──朱彝尊《經義考》卷二百九引陶望齡語
吾讀《國語》之書，蓋知此編之中，一話一言皆文、武之道也。而其辭宏深雅奧，讀之味猶雋永。然則不獨其書不可訾，其文辭亦未易貶也。
──朱彝尊《經義考》卷二百九引戴仔語
左氏《國語》，其文深宏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
──柳宗元《非國語·序》
六、讀《國語·召公諫弭謗》(吳小如）
《國語》是先秦史籍，相傳它的作者和《左傳》的作者是同一個人(都是出於左丘明之手);由於兩書內容比較接近，故《國語》又有《春秋外傳》之稱。有人甚至認為《左傳》和《國語》本是同一部書，原與《春秋》並存，互不相干，後人為了要把它同《春秋》拉上關係，便把其中與《春秋》有關的史實抽出來，分別附在《春秋》的各條之下，稱之為《左傳》;而容納不進去的剩餘部分，便是現存的《國語》(參看近人錢玄同《〈新學偽經考〉序言》。這個說法我以為不可信。第一，從內容看，今本的《左傳》和《國語》有不少重複的地方，個別敘述還有出入，不可能出於同一個作者之手;而《國語》更不是被編寫《左傳》的人挑選之後的剩餘部分。第二，從文筆看，《左傳》的作者顯得才華洋溢，文思暢達，因此在敘述史實時文學味道很濃，有不少誇張虛構的描寫，韓愈在《進學解》中稱為“左氏浮誇”，是有道理的。而《國語》的文章樸實無華，謹嚴拘束，沒有《左傳》那樣鋒芒外露，才氣縱橫。從文章風格來看，《左傳》往往出奇制勝，而《國語》則多以平正見功夫，顯然不是一個作者寫的，更不是一部書的兩個部分。這篇《召公諫弭謗》系從《國語》選出，足以說明其文章平正樸實的特點，以見出它與《左傳》異趣之處。
這篇文章的確寫得簡潔樸實。召公進諫的一段話懇切扼要，並不像《左傳》中的外交辭令或《戰國策》中的遊說之詞那樣變化馳騁，縱橫捭闔。他只是要把闡述的意見老老實實、有條有理地講了出來，這同樣也起到應有的感人作用。周厲王暴虐無道，沒有接受召公的勸諫，所以遭到可恥的下場;但作者記載這段歷史，卻是為了警告後來的統治階級(特別是最高統治者），應該多看看自己身上的缺點，多聽聽底層社會的意見，天下才能長治久安。這就是文章真正的命意所在。
第一段寫弭謗的由來。厲王所以要“弭”謗，是由於“國人謗王”;而“謗”的由來則緣於“厲王虐”，可見亂由上作，社會真正動亂的原因仍出於高高在上的專制君主。這一段寫厲王共四層，只用了四個字，暴君的面目就勾畫得一清二楚了。一是“虐”，二是“怒”，三是“殺”，四是“喜”。作為矛盾對立面的“國人”，作者著墨更少。開始是“謗”，不過是口頭上的不滿而已;而在厲王的淫威之下，人們最後只能用“道路以目”來表達內心的憤怒和悲怨。至於這些被迫害者身受的痛苦，作者卻借召公的口說出“民不堪命”來點明，筆墨經濟而有力。由於厲王用殺頭的辦法堵住了“國人”的口，從而感到高興，正寫出昏暴的統治者因取得暫時的成功而心滿意足的淺見陋識。厲王得意忘形地說的那句“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的狂妄之言，正與上文的“道路以目”相呼應。把一場嚴峻的社會矛盾只用這短短几句話交代得如此周詳而深刻，不能不說作者的文字素養是相當卓越的。
第二段的一、三兩節先後用了兩個比喻，這是藉助於形象思維加強說服力。金聖歎在他選批的《才子古文》中說:“前說民謗不可防，則比之以川;後說民謗必宜敬聽，則比之以山川原隰。”前一層以“川”喻“民之口”，是從消極方面打比方;後一層以“土有山川”和有“原隰衍沃”來比喻“口之宣言”，是從積極方面進行比喻。看似兩喻並列，實則後一喻乃是前一喻的深入，即不僅不應消極被動地“防”，而且應該積極主動地“宣”。前一喻以“防川”與“防民之口”對舉;後一喻則把土有“山川”和有“原隰衍沃”分作兩層說，以與“宣言”對舉，文勢亦見出畸側之姿態。從修辭用字看，“防”有雙關義，擋水稱“防”(由名詞堤防轉為動詞），堵嘴也稱“防”(用其引申義）;召公說“防”，以與厲王所說的“弭”相對照，其所以用“防”而不用“弭”，正是借“防”字的雙關義為喻以闡述防民之口的危害性。然後更用“壅”“潰”和“決”“導”為喻:“壅”和“潰”與“宣言”的性質是對立的，是從反面對照著說;而“決”和“導”與“宣言”的道理是相通的，是從正面對照著說。最後一節是結論，總承以上三節全部的內容，說明民之“言”只能“宣”而不能“壅”，在上文“弭”“障”“防”“壅”這幾個詞義近似的字里獨選出“壅”字來用，其目的在於暗中點醒厲王，“壅”的結果乃是“潰”，一潰則不可收拾，王朝的政權也就不存在了。這正是作者用字遣詞大費斟酌、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
第二節是正面陳述，用以結上一喻，啟下一喻，最見出說理文邏輯嚴密，層次分明的特點。“故天子聽政”句以“故”領起，是承上啟下;接著用了個“使”字，然後羅列若干結構相同的並列句，至“耆艾修之”，用一“之”字截住。再用“而後”“是以”兩個轉折連詞把道理講完，顯得很周密完整。這裡面又分幾個小層次。“獻詩”“獻曲”“獻書”，這是使王覽讀的;“箴”“賦”“誦”“諫”，這是使王聆聽的。這些見和聞的內容，都是在正常情況下提供的一般性意見，是從正面指出一個做國王的應當怎樣怎樣做。下面的“傳語”“盡規”“補察”以及帶有小結式的“教誨”和“修”，卻是由於國王有了過失而進言，是在非常情況下不得不講的特殊性意見，從反面指出做國王的一定不能怎樣怎樣做。可見這些句子雖同屬於並列的動賓句型，依舊有微細的差別，卻又層次井然，有條不紊。如果“聽政”的統治者真能把這些意見“斟酌”採用，自然會“事行而不悖”。至於相反的情況則略去未說，這是由於第一節已用比喻點透，無須重複了。
召公說的“天子聽政”一節話，我以為是有根據的。這大約是西周初年為了鞏固王朝政權，統治階級才如此周詳地設官立法，從各個不同方面以不同的方式對“天子”加以告誡和監督。到厲王時，這些規定可能早已廢墮不修了。召公之所以不憚煩地仔細陳述，其目的不外兩個:一是希望周初的既定之法重新恢復，二是對“文武之道”、“成康之治”有所憧憬，看似“發思古之幽情”，實帶有理想願望的成分。具有正統儒家思想的唐代大詩人杜甫，也提倡“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與此正是一脈相承的。
最後一段寫厲王不聽召公之諫而一意孤行所造成的後果，只有三句話。一句說厲王，一句說國人，最末一句說明國人和厲王之間的矛盾終於爆發，被統治階級的各個階層聯合起來對暴君進行了懲罰制裁。這中間有多少事情都被作者略去，只把事實的結局告訴了讀者，文筆簡勁到無以復加，而讀來卻餘味無窮。魯迅先生提倡寫文章要“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這實際上意味著文章應該“濃縮”，即用最精練的語言寫出最豐富的內容來。這篇文章在這一方面適足以成為我們學習和借鑑的範例。
(選自《古文精讀舉隅》，山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有刪節)
七、《召公諫厲王弭謗》賞析(陸明)
本文選自《國語·周語上》，是《國語》中的名篇之一，體現了《國語》記言重於記事的藝術特色。
文章以明快而簡潔的筆調記述了春秋時期一則歷史事件:周厲王施行暴政，激起國人的不滿和指責。召穆公勸諫周厲王不能壅民之口，要“宣之使言”，而周厲王“弗聽”，繼續用高壓政策強禁輿論，結果國人奮起反抗，把周厲王流放到彘地。這一歷史事件，文章敘述完整，不僅有事件發生的前因，而且有發展和結果。但是作者並不滿足於敘述，而是立足於對歷史事件的評述，表達了“民言不壅”，必須“宣之使言”的真理。基於這樣的立意，文章把立意放在召公的諫詞上，充分發揮了對話與記言的藝術功力。全文共260多字，用於對話和記言的多達200來字，而召公的諫詞又是潑墨的重點所在，是全文的精華之筆，體現了《國語》用記言來評述人物與事件的特色。
厲王強禁輿論，採用“監謗”和“殺之”的殘忍手段來消除謗言，從而引出召公的勸諫。召公全部諫詞的中心論點是:“民言胡可壅？”“為民者宣之使言”。為什麼民言不可“壅”而必須“宣”？這是諫詞要加以論述的。召公以治水設喻的方式，連用兩個比喻來闡述這一道理。首先用“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作喻，用“防川”來喻“防民之口”，說明民言不可堵。接著又用“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作喻，說明用高壓手段堵塞民言將會產生的危害有多大。召公將民比作水，自然貼切，將洪水決堤泛濫的一般規律作喻，淺顯易懂。顯然，召公清楚地看到人民的巨大力量猶如奔騰而來的大水，任何東西無法阻擋它，任何堵的辦法，只會招來更大的災難。所以聰明的治水者“決之使導”，採用放的辦法，疏通河道，使水流得歡暢，水自然地滋潤了兩岸的土地，養育了百姓，國富民泰，化水害為水利。故“決之使導”符合客觀事物發展的規律，是上策，由此過渡到“為民者宣之使言”，合乎邏輯，既自然，又中肯，言簡意賅，說清了道理。光有道理是不夠的，還需有“宣之使言”的具體措施。這措施是廣開言路，讓各種人獻言議政。召公不厭其煩地羅列了各種人的進言職責和方式，“王以此斟酌”，才能“事行而不悖”，大治天下。
“宣之使言”到底有多大好處？召公覺得還需推進一層，於是他用土設喻來說明民言之重要。他說:“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以土之有“山川”“原隰衍沃”來比喻民之有“口”,“山川”“原隰衍沃”生產出人民賴以生存的“財用”“衣食”，可見“山川”“原隰衍沃”之重要。那么民之“口”能說出國家政事的善敗好壞，推行人民認為好的，防範人民認為壞的，才是豐富財用衣食的關鍵，這是國家生死存亡、治亂興衰的大事，可見民之“口”的重要。這樣的比喻形象明了，其含義又很深刻、警策。
召公以水設喻，以土設喻後緊接著用了兩個反詰句:“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從反面又將論述推進一層，天衣無縫地將兩個設喻融合成一股邏輯嚴密的強流，產生振聾發聵的作用，使得人們不斷地去思考。
這裡，形象的比喻，使人加深對抽象概念的理解，使深奧的道理變得直觀、生動。
本文偏重記言，善於用精彩的對話來描述事件，闡明主旨。但文章在敘事上又別具特色，全文敘事，無一字之累贅，至簡至練，極其概括，富有表現力。文章開頭用了40個字，交代事件發生的前因。請看:“厲王虐”，一個“虐”字概括了厲王殘忍的所作所為。“王怒”，一個“怒”字濃縮了這個暴君的專橫而愚蠢，沒有理性，視忠言為逆耳的個性特點。“使監謗”,“以告，則殺之”，描繪出城內籠罩著的白色恐怖。“道路以目”形象地點出國人敢怒而不敢言的國情。而在結尾的18個字里，只用了“流王於彘”四個字，點明了厲王不聽勸諫的結果。這四個字隱含了多少史實？國人三年來忍無可忍的生活，國人暴動前的準備，暴動時轟轟烈烈的戰鬥場面，活捉厲王的精彩情景等等，作者都沒有寫，只用了這四個字來概括厲王的結局，真是精練到了極點。
此外，文章中的人物形象也很生動，特別是暴君周厲王，文章完全略去了外形的描寫，重在內在性格的揭示。用“怒”“監”“殺”三個動詞寫出厲王的殘忍、暴虐，用“怒”“喜”寫出了厲王的愚蠢。文章的結尾“國人莫敢出言”與開頭的“國人莫敢言”照應，僅多用一個“出”字，國人反抗的程度有了質的變化。從思想價值來看，本文提出的“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為民者宣之使言”的思想，具有民主因素，儘管其立足點是為了維護厲王的統治，但在兩千多年前能提出這樣的觀點，看到民言的重要，要求廣開言路，這本身就有重要的價值。
(選自《中外散文名篇鑑賞辭典》，安徽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