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權
左權(1905.3.15—1942.5.25)，原名左紀傳，字孳林，號叔仁，湖南醴陵人，中國工農紅軍和八路軍高級指揮員，軍事家。
一九○五年三月十四日，出生在湖南省醴陵縣東沖鋪黃茅嶺一個貧苦農民家庭。他從小就痛恨貧富不均的舊社會．一九一五年袁世凱接受日本“二十一條”的訊息傳來，少年左權懷著極大義憤，寫下“毋忘‘五·七’國恥”六個大字，貼在背上，在村里四處宣傳。他還邀集同學們書寫和張貼反帝標語，積極參加抵制日貨的鬥爭，左權的愛國熱情，使村裡的民眾深受感動。
一九二一年夏天，左權在族人資助下，考入醴陵淥江中學學習。淥江中學原名淥江書院，最初建於末代，是湖南著名的學府。五四運動後，革命的新思想在這裡傳播。中國共產黨成立後，這裡建立了黨的基層組織，並成立了進步團體“社會科學研究社”。左權積極參加“社會科學研究社”的活動，閱讀《嚮導》、《新青年》等進步書刊，思想發生了深刻變化。
一九二三年冬，孫中山在廣州籌辦陸軍講武學校(又稱湘軍講武堂)，程潛派人到湖南招生。左權和三哥左紀棠積極應考。一九二四年一月，他和張際春等二十餘人去廣州，先在軍政部大本營當兵，三月，參加了陸軍講武學校開學典禮，開始了緊張的軍校生活。
一九二四年黃埔軍校創建後，在周恩來建議和幫助下，左權等一百八十餘名同學轉入該校，編入第一期學習．左權在黨的培養教育下，於一九二五年二月，由陳賡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黃埔軍校青年軍人聯合會成立時，左權是負責人之一，他在與國民黨右派組織孫文主義學會的鬥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一九二五年二月，左權隨軍參加討伐陳炯明的第一次東征。不久，又參加了回師廣州，平定楊希閔、劉震寰叛亂的戰鬥。左權在戰鬥中屢立戰功。十月，在第二次東征中，左權在程潛部任衛隊營連長，忠於職守，不怕犧牲。十一月，他被選拔去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後又轉入伏龍芝軍事學院。
左權在蘇學習期間，勤奮刻苦，凡教員指定的參考書目，必一一閱讀，並標出要點。在軍事、政治考試中，常能旁徵博引，戰術作業也很出色。因此，他深受教員的器重和同學的稱讚，被譽為最進步，最誠樸、最出色的學員之一。
一九三○年春，左權以優異的成績，從蘇聯陸軍大學畢業，與劉伯承，陳啟科、劉雲等秘密回國，經滿州里抵達上海。不久，黨中央派左權到江西中央蘇區做軍事工作．行前，他將在蘇聯學習時使用的一部分書籍寄回家中，並寫信表達自己的革命信念。他寫道：“我雖回國，卻恐十年不能還鄉，老母贍養，托於長兄毓林，我將全力貢獻革命。”
五月，左權經廈門進入閩西革命根據地，擔任中國工農紅軍軍官學校閩西分校教育長。黨的六屆三中全會後，中共中央派鄧發到閩西傳達會議精神，將紅二十一軍、紅二十軍合併為新，十二軍，左權任軍長。不久，左權又奉命任紅一方面軍參謀、參謀處長等職，參加粉碎敵人反革命“圍剿”的鬥爭．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原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在參謀長趙博生(共產黨員)，旅長董振堂等率領下，回響中國共產黨的抗日號召，於江西寧都地區舉行武裝起義，全軍一萬七千餘人毅然投釗人民的懷抱。
寧都起義爆發前，朱德同志曾接見了前來向中央請示的二十六路軍黨組織負責人，並在瑞金葉坪紅軍司令部主持召開了軍委會，左權和葉劍英、王稼祥、劉伯堅等同志參加了會議，對二十六路軍的起義作了詳細分析和部署。會後，中央軍委派左權和王稼祥、劉伯堅等和二十六軍進行聯絡和指揮起義工作。
起義勝利後，部隊開進蘇區，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第五軍團紅十五軍，黨中央派左權任該軍政委。
當時，起義部隊中的軍閥主義相當嚴重，許多軍官以打罵，訓斥、懲罰作為管理士兵的手段．左權到任後，堅決貫徹古田會議決議精神，將紅軍的建軍原則和帶兵方法，反覆對部隊進行深入的教育，並抓緊黨的建設，依靠士兵中的積極分子，向各種惡劣傾向進行堅決鬥爭，強調要尊重人格，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實行上下一致，官兵一致．他提出了一個響亮的口號：“軍閥主義是頭號敵人，必須首先打倒它。”這對整肅軍閥主義殘餘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左權十分注重部隊的政治思想工作。他常和幹部，戰士們在一起談戰鬥、談學習、談生活。左權的知識很豐富，談話的內容也極為廣泛，從三皇五帝，日月星辰，到戰略戰術，無所不談。有時，他還講起蘇聯紅軍在西伯利亞冒著嚴寒同敵人作戰的故事。他講話生動、形象、風趣、很有吸引力．他到部隊檢查工作時，戰士們都高興地聚攏過來同他交談，官兵之間十分親熱。左權誠懇、坦率、和藹、儉樸，給指戰員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九三二年二月，紅一方面軍奉命攻打贛州，左權率紅十五軍參加作戰。不久，毛澤東在贛縣江口主持召開了軍以上幹部參加的前線緊急會議，決定由贛州撤兵，由紅一軍團和紅五軍團第十五軍組成東路軍，攻打福建漳州。左權參加了這次會議，並接受了重要任務。
漳州，為閩西軍閥張貞的老巢。四月初，紅十五軍擔任側翼，經長汀，上杭，進攻龍巖。七日，左權等率部隊將駐守龍巖小池的敵前哨補充營及民團全部殲滅，解放了龍巖城。接著一鼓作氣，乘勝突破南靖、天寶防線，殲敵一四五旅大部。二十日，勝利攻克閩南重鎮漳州城。戰鬥結束後，左權率紅十五軍在南靖、天寶一帶發動民眾，打土豪分田地，積極宣傳黨的政策和我軍的民眾紀律，使紅十五軍廣大指戰員又受到一次生動的政治教育。
不久，左權被任命為紅十五軍政委兼軍長。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紅軍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這時，左權已擔任紅一軍團參謀長的職務，在漫長的長征路上，協同林彪、聶榮臻率紅一軍團逢山開路，遇水搭橋，擔負全軍的先遣任務。左權的工作極為緊張，每到宿營地，別人都休息了，他卻帶領參謀們勘察地形，部署警戒，了解部隊的情況，向中央軍委去電匯報，考慮和安排第二天的行軍作戰。
紅軍在贛南突破敵人第一、二道封鎖線後，廣東軍閥急忙從韶關趕來，準備在樂昌一帶沿粵漢線堵截我軍。根據中央軍委指示，左權指揮偵察部隊迅速控制了樂昌一帶的鐵路、車站及附近的九峰山要隘，保證了方面軍安全通過了敵人又一道封鎖線，到達湖南宜章。
十二月中共中央在通道城召開會議，採納了毛澤東的正確意見，決定放棄北渡長江，與二、六軍團會合的計畫，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爭取戰爭的主動權。紅軍進入貴州後，首克黎平，繼而朗施秉城方向挺進。接連幾天的急行軍，許多同志的鞋底全磨透了，腳上起了血泡。二十五日，天剛擦黑，軍團偵察科長劉忠和戰士們一到宿營地便躺下睡熟了。左權派通訊員找來了劉忠，“你們很辛苦，”左權嚴肅而又體諒地說：“應該好好睡一覺，但現在客觀情況不允許。你必須帶偵察隊連夜出發，天亮前占領施秉城東山，弄清敵情，立即向我報告，並相機占領施秉城。”
劉忠考慮部隊連續行軍，十分疲勞，建議休息兩個小時再走。左權果斷地命令道：“不行！必須馬上出發。如果我們的指揮員稍有二絲的疏忽，就會無益地喪失成千成萬的生命，就會放過消滅敵人的良機。記住，這是關係到全軍行動的問題。”劉忠看到左權被雨水淋得濕透的軍衣，紅腫而布滿血絲的眼睛，毫不遲疑地帶領偵察排和便衣班連夜出發，急行軍九十里，天亮前向施秉城發動突然襲擊，敵人萬萬沒想到紅軍來得這樣快，慌亂中六部被殲，剩下的做了俘虜。這時，左權率領的前鋒部隊開進施秉城，準備新的戰鬥。
遵義會議後，紅軍四渡赤水，巧渡金沙，跳出了數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實現了渡江北上的戰略布署。五月，紅軍到達四川瀘沽一帶，左權根據軍委總參謀長劉伯承的命令，與劉亞樓率紅一軍團第二師一部及軍團偵察連穿越小相嶺，經越雋朝大樹堡方向活動，鉗制和吸引大渡河對岸富林之敵，掩護我軍主力從安順場搶渡大渡河。在越雋城，左權命令全部釋放被國民黨關押在監獄中的數百名彝族百姓，並親自同彝族代表淡話，宣傳我黨的民族政策。二十六日，紅軍強渡大渡河的第二天上午，左權和聶榮臻等向毛澤東、朱德匯報了工作。之後，左權率紅一軍團一部與劉伯承、聶榮臻沿河而上，勝利攻占了瀘定橋。
在長征的艱苦複雜的鬥爭中，左權清楚地看到了王明“左”傾錯誤給中國革命造成的巨大危害，看到了在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領導下所取得的偉大勝利。一九三五年三月，在遵義附近舉行的高級幹部會議上，左權諄諄叮囑警衛人員，要認真練奸槍法，保衛毛主席的安全。七月，紅一軍團在毛兒蓋召開團政委以上幹部參加的政工會議，傳達中共中央政治局兩河口會議精神。左權在講話中，熱烈擁護黨中央北上，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的戰略方針。他要求各部隊積極貫徹黨中央決議，抓緊時間籌糧，為過草地做好準備。當部隊到達阿壩，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陰謀暴露後，左權堅定地站在黨中央一邊，率領部隊繼續北上，圓滿完成了各項作戰任務。中央紅軍勝利到達陝北後，左權非常關心黨中央的安全，親自命令軍團直屬隊總支書記肖忠渭，帶領警衛連、工兵連到吳起鎮保衛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
十一月，左權率紅一軍團參加了毛澤東、周恩來親自指揮的直羅鎮戰役，與兄弟部隊一起，全殲敵軍一○九師，活捉敵師長牛元峰，粉碎了敵人對陝甘寧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
一九三六年五月，東征的紅軍回師陝北，中央軍委決定由左權代理紅一軍團軍團長，與聶榮臻政委一起率部西征。他們指揮紅軍橫掃三邊，在甘肅會寧地區同二、四方面軍勝利會師，並在環縣山城堡殲滅胡宗南部三個旅，取得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最後一次大捷。
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中國工農紅軍主力改編為八路軍，左權任八路軍指揮部副參謀長，隨朱德、彭德懷率八路軍健兒誓師出征，東渡黃河，挺進華北前線。從此，他參預指揮了我八路軍許多主要戰役，並領導了我軍建設工作的規劃，為人民立下了赫赫戰功。
九月二十三日，八路軍總部到達五台山，隨即召開了軍事會議，部署了對敵作戰計畫。二十五日，八路軍第一一五師旗開得勝，在平型關全殲日寇精銳部隊板垣師團千餘人。在前線，左權親眼目睹了祖國大好河山橫遭踐踏，骨肉同胞飽受凌辱，心情深為悲憤，他大聲疾呼：日寇不僅要亡我之國，並要滅我之種，亡國滅種的慘禍巳臨到每一個中國人的頭上。只有奮起抗戰，才是唯一的出路。他在給母親的信中，真切地表達了自己獻身民族解放事業的堅定決心。他寫道：“……我軍在西北戰場上，不僅取得了光榮的成績，山西的民眾，整個華北的民眾，對我軍亦極表好感。他們都喊著：‘八路軍是我們的救星。’我們也決心與華北人民共艱苦，共生死，不管敵人怎樣進攻，我們準備不回到黃河南岸來．我們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後，當局對我們仍然是苛刻，但我全軍將士都有一個決心：為了國家民族的利益，過去沒有一個銅板，現在仍然是沒有一個銅板，準備將來也不要一個銅板；過去吃草，準備還吃草。”
太原失陷後，日軍沿同蒲路南侵，鋒芒直指風陵渡。為了穩定華北局勢，堅持敵後抗戰，八路軍總部在山西和順縣石拐鎮召開軍事會議，研究制定了我軍的作戰部署和軍事力量配備等問題。朱德、彭德懷、左權、薄一波等參加了會議。會上，左權根據抗戰中敵強我弱的特點，提出了打日寇也必須吸取紅軍在五次反“圍剿”鬥爭時期的經驗教訓，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他說：“敵人一個聯隊相當於一個團，二千人。他們裝備好，我們可以三個團打他們一個團。”
一九三八年二月，日寇以四萬兵力，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分兩路進攻臨汾。朱德、左權率總部朝晉東南山嶽地帶轉移。二十三日，部隊到達安澤縣古縣鎮時，與從東陽關西進之敵一個旅團突然遭遇。這時，總部只有兩個警衛連，情況萬分危急。為了牽制敵人，爭取時間，掩護晉南友軍和民眾安全轉移，左權指揮警衛連與敵短兵相接，激戰四日。有一次，他率一個警衛班與三百多敵人騎兵周鏇了兩個多小時，保證了朱總司令和總部機關的安全。不久，他親率警衛團參加戰鬥，協助朱總、彭副總司令粉碎了日寇對晉東南的“九路圍攻”。這次戰鬥的勝利，奠定了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的基礎。
左權很重視抗戰中的統一戰線工作，經常通過各種渠道接觸各界人士，擴大我黨的影響，增強抗日的力量。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左權協助朱德、彭德懷在山西沁縣小東嶺召開東路軍將領會議，討論和制定了晉東南地區國共兩黨抗日部隊統一對敵作戰計畫。會議中，左權同國民黨十七師師長趙壽山、一六九師師長武士敏等親切交談，並在會上發表講話，闡述我黨的抗戰方針。
對於國民黨頑固勢力，左權根據黨的一貫方針，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閻錫山六個軍在日寇的配合下，進攻山西青年抗日決死縱隊和八路軍，造成震動全國釣“十二月政變”。同時，胡宗南祁也向我陝甘寧邊區大舉進攻。一九四○年春，國民黨九十七軍軍長朱懷冰來到八路軍總部，氣勢洶洶地要向八路軍“收復失地”。左權在接待他時耐心而嚴肅地指出：八路軍的根據地是我們用鮮血從日寇手中奪來的，你們不是要地盤嗎?有的是！請你們把日寇占領的廣大淪陷區奪回來。如果你們進攻根據地，我們是要自衛的，希望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與八路軍同心協力，團結抗戰。但朱懷冰執迷不悟，在蔣介石的密令下，繼續向我發動進攻。對此，中共中央軍委決定：以八路軍三四四旅為主力的太南部隊組成八路軍第二縱隊，由左權兼任司令員，黃克誠任政治委員，統一指揮太南、豫北地區的反頑鬥爭。三月五日，左權來到陵川，指揮第二縱隊所屬部隊組織磁(縣)、武(安)、涉(縣)、林(縣)戰役，經四天激戰，共殲滅了朱懷冰九十七軍軍部、兩個整師及其它游雜武裝萬餘人。從軍事上粉碎了國民黨第一次反共高潮。
一九四○年七月二十二日，為了粉碎日寇的“囚籠政策”，鼓舞全國人民的士氣，朱德、彭德懷、左權簽發預備命令，指揮八路軍於八月開始，在華北敵後全線出擊，發起了著名的百團大戰。在百團大戰的指揮部——武鄉縣磚壁村奶奶廟裡，左權每天晚上端著蠟燭，面對牆上五萬分之一的軍用地圖，細心地察看，精確地標明我軍的行動路線和作戰方位，研究怎樣才能更有效地破擊敵人重要交通線上的橋樑、隧道、車站。他完全沉浸在這次戰役的計畫中。八月二十日午夜，左權雖已成竹在胸，但仍為今後戰役的發展而焦慮，吃不好，睡不下，在屋裡和院中徘徊。等捷報傳來後，他更加忙碌於不斷研究戰況，以擴大戰果。二十六日，左權與彭德懷致電八路軍務部隊，指出：“正太戰役我使用兵力約百個團，於二十日晚已開展戰鬥，序戰勝利已經取得，這次戰役定名為百團大戰”。
十二月三日，歷時三個半月的百團大戰勝利結束，它給日寇以沉重的打擊，給全國人民以勝利的希望，給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以有力的支援。左權寫了《論百團大戰的勝利》一文，分析了這次戰役取得勝利的原因。
一九四一年，日寇為了及早結束侵華戰爭，以便抽出兵力進攻南洋和蘇聯，於是將其侵華日軍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偽軍的全部集中到解放區戰場，進行空前殘酷的大“掃蕩”，實行野蠻的“三光政策”，企圖摧毀我抗日根據地。左權指出：“一九四一年是抗戰中空前困難的一年。”在這極端困難的時期里，左權一面輔佐彭德懷指揮華北抗戰，同時，進行了大量軍事理論研究工作。他的軍事論著《戰術問題》、《論我軍的後勤建設》、《開展反對敵人蠶食政策的鬥爭》、《軍事理論的原理》等，就是在這個時期寫下的。
一九四○年十二月下旬，左權主持了八路軍總部和第一二九師聯合召開的後勤工作會議，作了題為《論我軍的後勤建設》的報告，對抗戰新階段的我軍後勤供應工作進行了詳盡具體的論述。這次會議，對於堅持敵後抗戰和我軍部隊建設，都有極重要的意義。一九四一年三月，經過周密的準備，左權又主持召開了全軍後勤工作會議，作了《各種情況下的後勤工作》的講話，對各種情況下，特別是作戰時的後勤工作作了認真說明。朱總司令對左權的軍事才能給予高度評價，稱讚他在後勤工作、參謀工作方面有許多建樹，在軍事理論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是中國軍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材。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黨中央發布了關於精兵簡政的指示，這是針對根據地日益縮小，財政經濟嚴重困難而提出的一項極其重要的政策。一九四二年元旦剛過，左權就在八路軍總部駐地遼縣麻田召開了警備部隊連以上幹部會議，作了關於財政問題的報告，認真貫徹黨的精兵簡政政策。他說：“財政是目前的嚴重問題。因為一年多了，我們領不到軍餉和彈藥。幾年來堅持殘酷的戰爭，使根據地的人力、財力、物力都有很大消耗，人民負擔更重了。”他敘述了目前財政開支的狀況，從服裝、小米、步槍、子彈算到筆墨，紙張、電池。他說：“這一切都是老百姓發給我們的呵！為了減輕人民的負擔，為了堅持更殘酷的戰爭，就必須堅決地實行精兵簡政，更好地開展節約運動，生產運動……”接著，他對怎樣開展節約運動，從小自一個麻紙信封要用四次，到大至要求每個指揮員、戰鬥員在戰鬥中，應以最小的代價，獲得最大的勝利等等，都作了詳細說明，最後歸結為：“總之，一切為了減輕人民的負擔！”左權還撰寫了《堅決執行精兵政策》一文，全面論述了黨中央關於精兵簡政的方針和意義，說明了在具體實施這一政策中的各種問題，規定了安排處理編餘人員的具體辦法。
在日寇的頻繁“掃蕩”，國民黨的嚴密封鎖和嚴重的自然災害面前，八路軍總部發布指示，號召抗日軍民加緊生產，克服困難，堅持抗戰，提出每年生產三個月的糧食，蔬菜全部自給，一切辦公費自行解決。左權捐出了自己的全部津貼，和戰士們一樣吃野菜、野果，節衣縮食，過著極其艱苦的生活。在左權領導下，幹部、戰士在駐地附近的清漳河沙灘上開荒。他和羅瑞卿同抬一隻大筐，並向大家呼喊鼓動口號。經過大家的努力，總部機關開墾出數百畝土地，種上了各種秋季作物。他們又在清漳河邊用大石頭築起了攔洪壩，挖掘了幾道水渠，把河水引進田裡。在慶祝開荒勝利的聯歡會上，左權興致勃勃地說：“鬼子想把我們困死在太行山上，可是八路軍神通廣大，把荒灘、荒山、荒窪窪，都變成了寶地、良田，民眾也開展了生產運動。抗戰，抗它個十年八年，只要日本人願意，我們可以奉陪到底……。”
一九四二年五月，晉東南周圍之敵三十六師團、四十一師團等開始頻繁凋動。二十三日午時，總部突然接到前線拍來的電報，說敵人從正太、同蒲、平漢鐵路沿線抽調了三萬餘人，布置了五道封鎖線，準備對八路軍總部進行奔襲合圍。左權接到電報，立即請示彭副總司令，然後召開總部緊急會議，制定了突圍計畫。黃昏，總部開始轉移。二十五日，由於總司令部、後勤部、政治部、北方局、中央黨校等機關單位幾千人擁擠在一起，又攜帶了大批輜重，行動很不方便，轉移進度緩慢。當他們陸續通過偏城，進入十字嶺一線時，一萬多敵人已從四面八方壓來。在這萬分危急的時刻，左權果斷地命令警衛人員保護彭總衝出重圍，他則始終和掩護部隊在一起戰鬥。那天，天上，敵人飛機輪番轟炸；地上，密集的炮彈從山下射來。左權不顧個人安危，沉著地指揮部隊向前沖。他號召戰土們：“太行山壓頂也決不彎腰，誓死保衛總部安全轉移！”當衝過敵人第三道封鎖線時，左權發現擔檔案箱的同志還沒有上來，就叫警衛員去找。他說：“你快去找，不要為我擔心。”警衛員剛走不一會，一顆炮彈突然飛來，左權高喊：“同志們臥倒！”只聽“轟隆”一聲，炮彈往左權身旁爆炸，彈片擊中了他的頭部。“參謀長！參謀長……”十字嶺上硝煙瀰漫，戰士們急切地呼喚著左權的名字……。
左權在遼縣壯烈殉國的訊息傳到延安，朱總司令，葉劍英參謀長等手持電稿默哀良久。周思來從重慶發來專電詢問情況。延安各界民眾、華北各抗日根據地軍民紛紛集會痛悼左權。朱德，周恩來、彭德懷、葉劍英、劉伯承、鄧小平，聶榮臻等撰寫悼文悼禱，深切懷念這位無產階級的名將。為了永遠紀念左權，一九四三年九月十八日，晉冀魯豫邊區政府決定：將山兩省遼縣改名為“左權縣”。全國解放後，中央人民政府在河北省邯鄲市舉行公祭，將左權的遺骨由涉縣石門村移葬到晉冀魯豫烈士陵園，供全國人民憑弔、瞻仰。左權在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正如朱總司令聽說：“左權同志犧牲了，他犧牲於抗日戰場上，他的犧牲是光榮的，他的名字將要永存，他的功業將永垂青史，他的人格操守，將永為我們未死者的楷模。”
左權生前軍事譯著甚多，曾譯有《蘇聯國內革命戰鬥的紅軍》、《契約戰術》、《蘇聯工農紅軍新的步兵戰鬥條令》(與劉伯承合譯)等，並在八路軍報刊上發表過《論軍事思想的原理》、《論堅持華北抗戰》、《埋伏戰術》、《襲擊戰術》、《戰術問題》等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