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幸的是，我們的前幾任領導和已經退離工作崗位的員工，在不斷試對、試錯的過程中，抓住機會發展了傳統業務，使中心的契約管理收入基本上連年都有所增長，十幾年來（1990－****）契約額從每年的800－900萬元攀升至8000－9000萬元，平均增長率達23%，約占全省技術貿易總額的5－10%，為我們現在年輕的一代打下了良好的物質基礎。
今天，在事業單位步入全面改革的時刻、在傳統諮詢模式受到衝擊的時候、在國外諮詢大鱷肆意吞食我國市場的當口，我們又再一次面臨著新的試對、試錯的考驗。早在杭州會議上，中國諮詢中心就提出了"改革、轉向、占位、加強基礎建設"的方針，這次成都會議，又提出了"兩個創新、兩個跨越、兩個平台"的策略，這些，無疑都是一個偉大的號召，也無疑都要根據我們自己的實際情況去領會、去實踐、去實現。
事實上，在世紀之交、在加入wto的前夕，在各種"圍追堵截"步步緊逼的形勢下，我們就意識到我們不能再以老面孔、用木棒去和國際接軌，不能期望以小米加步槍去和飛機大炮抗衡。所以，我們借班子自然更替的機會，開始醞釀了"攘外先安內"的策略，從改變員工的心態和意識入手，做好內部改革的先期思想準備、輿論準備和物質準備。去年底起，順利地實施了經過職代會充分討論的、模擬市場環境的、以競爭上崗、量化考核為核心的一系列"調整改革"方案（如按崗位管理，儘量減少人浮於事的現象，不搞因人設崗；按履行崗位職責情況分配，避免人員過份集中在契約管理等少數所謂效益高的部門；分解成本費用和控制支出程式，有效解決浪費等現象）；投入巨資改善了辦公環境和信息手段；加大了對員工的培訓力度；廣泛地爭取有關諮詢資質；全力做好公關工作和宣傳工作；努力遏制傳統業務的滑坡等等。今年上半年，又開始著手進行管理和業務流程（包括組織結構體系、項目管理體系和財務核算體系）的適應性調整工作，以期使每個工作環節都能實現規範化、檔案化、標準化和現代化的目的，努力按照現代企業的標準和內涵建設中心，提升中心的形象和實力（不敢說是核心競爭力），創造條件爭取從名牌（入場券）向品牌（產品）過渡。我想，只要員工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前進的方向和目標確定了，發展的基礎夯實了，剩下的就是機遇和運氣的問題了。
二、關於如何結合改革的要求變革我們的組織
根據計畫安排，今年底中心將要進入事業單位改革的行列。現在，我們還不完全知改革的力度有多大、程度有多深，但毫無疑問，中心將更近地拋向市場的洪流，將要更多地依靠自身的實力、智力、能力漂浮，將要更多地按照市場的規則奮力游泳。說實話，我非常羨慕那些已經完成了原始積累、已經儲備了相當人力、已經實現了轉型跨越的兄弟單位，至少他們已經"春江水暖鴨先知"，有了充分的理論準備和物質準備。我們準備好了嗎？
大家知道，市場經濟學研究的對象大致涉及兩大主題：一是如何使有限的經濟資源得到充分利用而不被閒置或浪費，二是如何使已經加以利用的資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而不被低效率使用。但在經濟學發展的過程中，這兩個主題的研究是被顛倒著進行的。1776年亞當斯密，發現了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有序性，提出了"看不見的手"的原理： "每個人都力圖利用好他的資本，使其產出能實現最大的價值。一般說來，他並不企圖增進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實際上增進的公共福利是多少。他所追求日的僅僅是他個人的利益和所得。但在他這樣做的時候，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引導著他去實現另一種目標，這種目標並非是他本意所要追求的東西。通過追逐個人利益，他經常增進社會利益，其效果比他真的想促進社會利益所能得到的那一種更好"（20世紀中期，數學天才馮諾伊曼、阿羅和德布魯運用拓撲學和集合論等數學工具，嚴格證明了在完全競爭情況下 "看不見的手"的原理）。這被認為是提供了資本主義制度合理性的依據，並證明其將永恆存在。1936年，凱恩斯針對20世紀30年代暴發的資本主義大危機的現實，出版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把研究主題轉向了資源利用上，否定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具有和諧的、自我均衡的自然秩序，提出了政府干預的必要性。到了20世紀70年代，由於實施了凱恩斯主義的干預政策導致"停滯通脹"現象出現，帶來了凱恩斯理論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