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確立國民收入的導向需要由國富優先轉為民富優先。
(1)民富優先能夠釋放和擴大社會的總需求。若發展方式轉變到位,未來5~我國的消費率有可能從49%達到55%左右。以文化產業為例,廣東省文化產業發展超過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倍以上,占gdp的5.26%。海南較為落後,才占1.9%。“十二五”時期,如果全國文化產業增加值提高一倍,會增加4萬億左右消費總量。所以,我國只要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提高老百姓的消費水平,增強其消費預期,我國就會有條件成為一個世界大┦諧 *
(2)民富優先能夠有效化解轉型期的社會矛盾,減少社會風險,避免大規模社會衝突。在發展導向變化的背景下,如果民富優先這個導向轉變的好,發展前景就相當好,使我國由投資大國走向消費大國,實現公平可持續科學發展的目標。如果搞不好,就有可能在5~內形成某些災難性後果,這不是聳人聽聞:第一,貧富差距已經到了警戒線;第二,社會矛盾和社會風險在快速積累;第三,與通貨膨脹聯繫的社會風險因素在增加。這幾個問題結合在一起,就有可能使我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人均gdp達到3000~3500(按標準)美元以後,由於繼續按照原有的增長方式,或者新的發展方式選擇不當,導致貧富差距拉大,社會矛盾加深,使經濟長期低迷、停滯、甚至倒退。經過20年時間的發展,人均gdp還是處於3000~4000美元左右徘徊,長期陷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不能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我國有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多方面有利條件,比如有可能發展成為消費大國,有較強的政府財政基礎。但同時也應當看到,我國同樣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而且在某些方面還有增大的趨勢。
4.政府轉型關鍵在於繼續釋放制度紅利。去年初,廣東省公布了《廣東省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規劃綱要(~2024年)》。據我了解,規劃的初稿是投入8千億,後來廣東省大幅調整財政支出結構,調整公共服務的範圍,最終確立2.48萬億元的投入。之所以做出這么大的手筆,是因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廣東的經濟轉型和社會轉型太重要了。廣東的例子說明,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有一個財力總量的問題,但主要是財政支出結構的大幅調整和相關的制度安排。
我國不僅仍然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而且仍然是經濟轉型、轉軌的大國。為此,應當高度重視制度紅利的重大作用。應當說,原有的制度紅利在逐步的、明顯的遞減,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需要新的制度紅利。
(1)在財政總量穩定增長的前提下,加快收入分配製度改革。
(2)加快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原定2024年初步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十二五”搞得好,可能提前五年初步實現這個目標。
(3)加快財稅體制改革。如果財稅制度不改,發展方式轉變也實現不了。這是因為以生產性增值稅為主的財稅體制助推地方投資衝動。
(4)讓農民工成為歷史。去年8月份我提出“讓農民工成為歷史”,建議寫進“十二五”規劃。很多人說,別說“十二五”、就是“十三五”也難以實現。上個月我從墨西哥回來,墨西哥城裡的貧民窟居住著約400萬貧民。我國不儘快解決農民工市民化問題,所付出的代價恐怕遠大於所謂的財政成本。當前農民工總量約2.2億,“80後”占近一半,這些農民工大都是不願回農村的。6月公布的珠三角公共服務一體化規劃,到2024年珠三角率先在全國實現包括2300萬農民工在內的基本公共服務一體化。這件事情解決好了,對加快廣東的發展方式轉變將產生重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