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確立國民收入的導向需要由國富優先轉為民富優先。
（1）民富優先能夠釋放和擴大社會的總需求。若發展方式轉變到位，未來5~我國的消費率有可能從49%達到55%左右。以文化產業為例，廣東省文化產業發展超過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倍以上，占gdp的5.26%。海南較為落後，才占1.9%。“十二五”時期，如果全國文化產業增加值提高一倍，會增加4萬億左右消費總量。所以，我國只要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提高老百姓的消費水平，增強其消費預期，我國就會有條件成為一個世界大┦諧 ＊
（2）民富優先能夠有效化解轉型期的社會矛盾，減少社會風險，避免大規模社會衝突。在發展導向變化的背景下，如果民富優先這個導向轉變的好，發展前景就相當好，使我國由投資大國走向消費大國，實現公平可持續科學發展的目標。如果搞不好，就有可能在5~內形成某些災難性後果，這不是聳人聽聞：第一，貧富差距已經到了警戒線；第二，社會矛盾和社會風險在快速積累；第三，與通貨膨脹聯繫的社會風險因素在增加。這幾個問題結合在一起，就有可能使我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人均gdp達到3000~3500（按標準）美元以後，由於繼續按照原有的增長方式，或者新的發展方式選擇不當，導致貧富差距拉大，社會矛盾加深，使經濟長期低迷、停滯、甚至倒退。經過20年時間的發展，人均gdp還是處於3000~4000美元左右徘徊，長期陷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不能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我國有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多方面有利條件，比如有可能發展成為消費大國，有較強的政府財政基礎。但同時也應當看到，我國同樣存在“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而且在某些方面還有增大的趨勢。
4.政府轉型關鍵在於繼續釋放制度紅利。去年初，廣東省公布了《廣東省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規劃綱要(~2024年)》。據我了解，規劃的初稿是投入8千億，後來廣東省大幅調整財政支出結構，調整公共服務的範圍，最終確立2.48萬億元的投入。之所以做出這么大的手筆，是因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對廣東的經濟轉型和社會轉型太重要了。廣東的例子說明，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有一個財力總量的問題，但主要是財政支出結構的大幅調整和相關的制度安排。
我國不僅仍然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而且仍然是經濟轉型、轉軌的大國。為此，應當高度重視制度紅利的重大作用。應當說，原有的制度紅利在逐步的、明顯的遞減，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需要新的制度紅利。
（1）在財政總量穩定增長的前提下，加快收入分配製度改革。
（2）加快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原定2024年初步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十二五”搞得好，可能提前五年初步實現這個目標。
（3）加快財稅體制改革。如果財稅制度不改，發展方式轉變也實現不了。這是因為以生產性增值稅為主的財稅體制助推地方投資衝動。
（4）讓農民工成為歷史。去年8月份我提出“讓農民工成為歷史”，建議寫進“十二五”規劃。很多人說，別說“十二五”、就是“十三五”也難以實現。上個月我從墨西哥回來，墨西哥城裡的貧民窟居住著約400萬貧民。我國不儘快解決農民工市民化問題，所付出的代價恐怕遠大於所謂的財政成本。當前農民工總量約2.2億，“80後”占近一半，這些農民工大都是不願回農村的。6月公布的珠三角公共服務一體化規劃，到2024年珠三角率先在全國實現包括2300萬農民工在內的基本公共服務一體化。這件事情解決好了，對加快廣東的發展方式轉變將產生重大的影響。